隋唐文化下的儒道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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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化下的儒道佛关系

一、儒释道三教历史发展

儒释道作为三种独立形成的文化形态，彼此很自然的存在着对立；但是在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中，它们又发生着融合，并且希望能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所认同，这也就为我们研究三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两汉之际，汉民族以儒家为主，糅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的文化形态基本形成了。而这时候佛教的传入，客观上打破了固有的格局，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趋向，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文化信仰的选择。三教关系由此而来，产生了一系列的互动。三教关系，也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最后归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三教”并不代表作者承认儒学也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这里的“教”同现代汉语意思中的三教即为三种宗教不同，这里的“教”取“教化”之意，不是宗教学里的“宗教”。“教是上圣被下之言”。因此姑且把儒家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宗教。从政治的角度说，两汉以后，儒家的政治化趋势越来越强，使得儒家对中国社会的教化作用越来越强。它提供了一套支配着中国人生活的道德礼仪规范，因此无论佛家亦或是道家的教义必须与儒家相适应，不能相悖。而历代帝王，怎么权衡三教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怎么最大程度发挥三教的实际功效都是他们的施政课题。虽然儒家在政治上占有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吸收佛老的思想；相反，他们虽然有时候打着辟佛老的旗号，但实际上从深层次会通三教。因为在文化领域中，信众的数量，典籍的流通，佛教的势力最大，而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最深，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植根于人的本质不会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儒家，自然有这种特质；同时道家和道教也从不同层面上丰富这种现实主义情怀，而外来的佛教也是在这种重现实现存的精神主导下充分拓展了其自身意蕴而又被整个思想体系窒息的对人的肯定，并借此与儒道互补，有着自身独特的人生哲学智慧。这也是他们得以存在，繁荣的原因。

二、隋唐文化下的儒家


虽然儒家在隋唐时代恢复了一定的地位，但是想重新像两汉那样“罢黩百家”已是空谈，他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恢复人们对圣贤思想的重视。于是在道佛两家的影响下，为了不仅使得儒家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而且回到人们思想生活的中心，儒家也做出了许多工作与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儒生明确提出要振兴儒家，但是并没有确定的观念，往往是从某些部分来倡导人们的认知。例如柳宗元关心的是儒家的人本观念，而韩愈则是提出了一个“道统”说，借鉴佛道的传承系统，勾勒了儒家的价值体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儒家开始从历史渊源中寻找民族文化的真实本原，并指出了新的儒家重建的根源性所在，即圣人之道并不是脱离于人生体用，并不是仅仅通过训诂文字就能通达，而是从天地体用中得到，这种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并成为宋明理学发生的起因之一。

三、隋唐文化下的道教

隋唐道教也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这个时代，学者辈出，教义更加具备理论色彩，炼丹术的发展也得到了进步，道教理论的繁荣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隋唐道教发展，一方面自身内部各个教派在进一步融合中推动了教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与佛儒的教义进行争论中自身得到一些修正与深化。从道佛的层面来说，道教主要吸收了佛教的思辨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从道儒的层面来说，道教从创立以来就沿着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发展。道教的伦理教化是在求仙问道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更加注重道德伦理教化的外在威慑力而非内在性。隋唐道教理论的重点无疑体现于重玄学之上。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对道进行超验性的论证，这对外来的佛教具有重要影响，而重玄学则是隋唐道教在形上学方面与佛教的交涉。

四、隋唐文化下的佛教

自从两汉佛教传入以来，其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规模，完善自己的思想，开始了自己的本土化进程。在隋唐之际，佛教无论是从教义完备，亦或是规模宗派，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佛教化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佛教达到一个鼎盛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与帝王作为密不可分，同时也是三教互动的产物。隋唐帝王重视佛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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