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赫金意识形态与语言理论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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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赫金意识形态与语言理论的概述



一、巴赫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

巴赫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建立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强调的文学反映论思想的基础上，同时结合符号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思想，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强调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通过提出文学艺术领域的“意识形态科学”学说，进而与当时20年代的苏联庸俗社会学诗学和形式主义诗学进行对话。

巴赫金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例如《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1926）、《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等。在这些著作中，他站在“彻底的”和“一元论的”社会学诗学的立场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科学”体系，他认为：作为一门意识形态科学，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是这一结构里面的各种正在形成的意识形态因素的有机结合及其艺术功能。

巴赫金的意识形态学说是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为基础的，他对语言符号本质的交往性和对话性的认识，构成了他的文学意识形态学说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里，巴赫金把研究的对象划分为三个层面：符号、话语、生活交往。

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术语体系，理解这些术语各自内涵，成为理解他的意识形态学说的门径。他的术语系统由以下几个概念组成：

1、意识形态现象。

巴赫金把相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思想、学说和观念形态，以及对它们的创作、研究和形成的体系等，统称意识形态现象。在这里，哲学、宗教、伦理学、政治学说和文学，都包括在内。这个概念是最广泛性的概念。

2、意识形态科学。

研究上述现象的方法论，就是意识形态科学。在巴赫金看来，面向意识形态现象进行理论研究的学科及其实践活动，都属于意识形态科学。文艺学、文学史研究就属于意识形态科学；哲学史、政治学、宗教学均属于意识形态科学。

3、意识形态创作。

思想、学说和观念形态的创造，无论是理论范畴的创造，还是感性范畴的创造，都属于意识形态创作。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哲学著作、政治著作，宗教教义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文本的写作，都归纳在内。意识形态创作的过程，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内容进行“折射”的过程，是对来自生活的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

4、意识形态因素。

相对于文学艺术结构来说，巴赫金把作为艺术作品结构因素的意识形态内容称为意识形态因素。实际上，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他意识形态种类的文本创作中也都具有。它是与种类的自身结构相关的“内容”因素。

5、意识形态视野。

这是巴赫金意识形态学说里面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术语。巴赫金认为在作家创作过程中，必然把现实生活中的内容做艺术的处理，这个处理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折射”的过程。作家本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变成一个视野成为处理生活材料（包括生活和思想）的模式，而且，必然如此。任何现实生活中的材料，必然经历作家意识形态视野的处理，才能成为艺术结构的内容，相应，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因素（诸如情节、主题、技巧、形式、题材和言语方式等）都包含着意识形态视野。

6、折射。

也即作家艺术家对来自生活现实中的材料做个性化的处理，这个处理过程本身是包含着


意识形态性质的。

7、艺术结构。

巴赫金认为，任何意识形态种类都具有自己把握现实的独特结构，通过这个结构，这个意识形态种类区别于其它种类。艺术作品的独特性是由于它的独立的结构决定的。艺术结构及其“内容”是文艺学、诗学和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巴赫金赋予这个结构以独特的存在性质。

8、符号。

体现在艺术结构里的各种具有表现功能的艺术要素。

巴赫金“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立场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意识形态环境里的地位；二是意识形态因素在文学中存在的方式。前者处理的是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种类的关系问题，后者处理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关于“文学在意识形态环境里的地位”，巴赫金是这样阐释的：“文学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进入周围的意识形态现实的，它以有一定组织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带着一种特别的、惟有它才具有的结构，在现实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这种结构，像所有的意识形态结构一样，折射着正在形成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且是按自己的方式加以折射的。但同时，文学在自己的‘内容’中也反映和折射着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伦理、认识、多种政治学说、宗教等等）的反映和折射，也就是说，文学在自己的‘内容’中反映着它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的整个意识形态的视野。”正因为如此，“文学通常并不是从认识系统和时代精神的系统中，不是从固定的意识形态系统中获得文学的这些伦理的、认识的和别的内容的（只有古典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才是这样做的），而是直接地从认识时代精神及其他意识形态的活生生的形成过程本身取得它们的。正因为这样，文学才经常地预见到哲学的和伦理学的意识形态要素，虽然采取的是一种不发达的、未经论证的、直观的形式。文学善于深入到形成和构成它们的社会实验室本身中去。艺术家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意识形态问题有敏锐的听觉。”

二、巴赫金的语言理论

巴赫金认为，研究语言要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因此他首先要确立意识形态与文艺学、宗教学、伦理学的关系，他认为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巴赫金特别强调人与人的交往，而交往的物化表现就是符号。话语是最能表现符号的特性的，话语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同时，巴赫金指出了话语只能在交往中发生作用的问题，社会心理的形成与存在方式的问题，各种言语活动、言语交际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表述和对话的关系等。

巴赫金辩证地阐释了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是划清了心理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二是解决了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的矛盾。反对意识形态出自心理是对的，可是没有内部符号也就没有外部符号。

巴赫金的这种语言学、符号学观点，大大改变了语言科学的面貌，他的符号学说也独树一帜。巴赫金的符号学观点提出于20年代，而我们知道，符号学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则是在50年代至60年代。所以В.В.伊万诺夫在70年代初说：“提出于20年代、而仅仅在今天才成为研究者们注意中心的符号和文本系统的思想的功劳，是属于巴赫金的。”不过，这仅仅是巴赫金语言学贡献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他的“超语言学”理论。 巴赫金建立的“超语言学”，实际上改造了语言学的范围与对象。超语言学使用的基本概念就是“表述”。人的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在巴赫金看来，不是语言体系，而是话语活动中的“表述”。表述这一术语，并非巴赫金的独创，早在20年代，不少苏联语言学学者就使用了这一术语，但所表示的含义各不相同。这一术语所以成了巴赫金的中心概念，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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