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所表现出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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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所表现出的文学性

《论语》中所载大抵为道德和政治性质的对话，从美学理论上说，属于实用理性，和文学以情感为核心的审美分属不同价值范畴。《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主题是论政治理想，却是《论语》中最富文学审美感染力的。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只能从文本内在的矛盾出发来探究。

提出问题的是孔子。这里的孔子，很明显与《季氏将伐颛臾》在风格上判若两人。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孔子对学生冉有的态度是那么严厉，三点其名，直接加以批驳。在逻辑上层层紧逼，揭露其口是心非，指责其自相矛盾，揭露其制造动乱，预言其自取灭亡。用语十分凌厉，语态异常严峻。而在这里，虽然讨论的仍然是政治问题，但是孔子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其话语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风范。第一，主动放低姿态。明明有为师之尊不说，却说只是年长，而且是“一日”，也就是暂时的，此外没有什么优越之处。第二，不要怕人（包括自己）不理解，假定（我）理解你们，你们有什么说法。这样不仅仅是谦虚，而且是缓解他们的情绪，缩短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第三，在说话时，在书面语词为主的语句中，用了一些口语的语气虚词（也、哉）结尾，语气显得比较亲切。这些语气虚词的运用，对于传达现场感情，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唐刘知己在《史通·浮词第二十一》中说到人发言时，往往在开头和结尾，需要一些“余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葢，发语之始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在这里，孔夫子的话中有了两个“也”，一个“哉”，就构成了随意漫谈的氛围。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出了子路的“率尔而对”，这个“率尔”中隐含着，子路与后来孔子点名才发言的冉有、公西华、曾皙不同，他是主动自己先发言的：

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子路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还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子路好勇，闻过则喜。”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敢于不待孔子点名就说话，固然因为他的坦率，同时也因为他和孔子的关系比较亲密。故他敢于坦言他的宏大志向。能够治理“千乘”之国。子路强调邦国的实力，以战车的多寡为准，四马为一乘，四千匹马的国家应该有中等以上的规模。有了这样的军事实力，就不怕外邦的大军压境，哪怕是国内遭逢饥荒，都无所谓。只要给他三年的时间，就能治理好，而且使老百姓强悍、懂道理、守规矩（知方）。照理说，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实现他经国治世的大志，但是，很不得志，“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可他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篇》）。他把自己的学生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类。子路和冉有属于“政事”类（《论语·先进篇》），也就是说，孔子肯定子路在政治上是有才干的。子路坦言其大志，应该是得到首肯的，孔子自己也说过“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至少是无可厚非。但是，孔子却是否定的。《论语》用一个字表现了孔子的态度：

夫子哂之。

这个“哂”字很精彩。其词汇意义是微笑，是一种表情，是没有声音的，从表层语言上看，隐含着讥讽的微笑，是对子路的口出大言不以为然，对他锋芒毕露的不满。但是不少论者仅仅这样理解，失之肤浅。主要原因是对《论语》乃至我国古代经典文体的特殊规律缺乏钻研。《论语》虽然不是孔子自己亲自执笔，但他的再传弟子在记录他言行的时候，显然是受了他执笔的《春秋》的熏陶。孔子在《春秋》中开创了中国特有的“春秋笔法”，那就是“实录”，客观地直书言行，不加评论，把倾向留在叙述的空白中，这叫“寓褒贬”。这种史笔，不仅仅贯彻在《春秋》等的史书中，而且渗透到其他经典中，这就有了“六经皆史”的说法。


这就提醒我们，看经典不但要看字面上已经写出来的，而且更要看其没有写出来，留在空白中的。空白不在字面上，只能从深层意脉去探索。

后来曾皙问他为什么要“哂之”，他的回答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仅仅从字面上去解释，就是子路不讲“礼”“让”，只是作风问题。但是直接讲出来的，并不是全部，而是局部。更深刻的原因是在子路的治国观念与孔夫子大相径庭。首先，孔子政治理想是仁政，以道德理性统一思想，以礼乐体制规范行为，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而子路着眼的是，邦国的军事暴力，千乘的战车，对抗外敌，其次是，把老百姓训练得“知勇”，好勇斗狠。显然这个得意门生与孔子的理想政治有很大的差异。孔子哂笑的内涵只有和冉有的回答比较才能比较明确。

冉有被孔子点名，他的回答是：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从表面看，冉有这时说得相当谦虚，“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比之子路“千乘之国”，是相当小的了。没有大国在外的压力，又没有饥荒，还要三年之久，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至于孔夫子重视的礼乐，也就是政治道德规范，人心安定，自己不能胜任，要等待在品德上更高的君子。

从表面上看，子路和冉有是各说各的。实际上，二者在逻辑上是有联系的。

冉有也是被孔子列入有政治才能的一类的，此人不但有政治才干，而且有军事智慧。公元前487年，他率鲁师抵抗齐军，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周游 14 年的孔子。但是，他帮助季氏假借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孔子斥责其“贫冒无厌”，而且还说过“小子可鸣鼓而攻之”的狠话。

两个人的说法好像互不相干，但是，从深层的意脉来说，是有联系的，冉有所说，恰恰是子路所忽略了的。因为子路太迷信于武力遭到孔子的哂笑，冉有就把姿态放得这样低，根本不提自己会打仗的长处，而是强调自己的礼乐方面，希望得到孔子的肯定。

对话潜在的意脉是：第一，冉有看到孔子不认可子路的大言不惭，就把自己的理想放低一点；第二，冉有看出孔子不喜欢子路强调军事暴力，就回避了自己的军事能耐；第三，冉有知道孔子重视礼乐，就拣他喜欢的说，还特地说自己在这方面不在行。总体而言，是非常含蓄地迎合孔子的胃口。但是，孔子既没有哂之，也没有许之。孔子接着点名公西华说话，可见孔子对冉有的话，并不太满意。公西华发言：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公西华的话，好像与冉有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但是，从深层分析有相当紧密的逻辑。他在几个学生之中，年纪最小，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刘宝楠《论语正义》），孔子适卫时五十六岁，公西华才十四岁（《史记·孔子世家》）。小小年纪，资历最浅，没有子路、冉有那样追随孔子多年的本钱，但是，他看出了子路和冉有的弱点，恰恰是孔子非常重视的宗庙会同，说自己可以主持。他有过出使齐国的履历，这一点，孔子也是肯定的，曾经评价他：“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也。”但是，孔子对于他的话，也没有认可的表示。这可能是孔子对他还不太有把握。就在肯定他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的同时，又作了保留：“不知其仁也”。

所有这一切，从文章的整体意脉来说，都还只是铺垫，是为了引出孔子大力褒扬的曾皙的理想。曾皙回答：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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