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荒是病 中国人独有的“时间”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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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时间荒”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在通货膨胀、房价过高、福利保障制度长期缺位等问题的裹挟下，年轻人不得不选择主动放弃自由时间，延长工作时间赚更多的钱。

中国人实在是太忙了。2013年春晚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持续火爆，连习近平都为它“打广告”。向来被标签为“优雅”、“奢华”的中产也成了“忙一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中产阶层对实际休闲的满意度不高，最大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时间”。

中国人的时间去哪儿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写了《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一文。他认为：“时间荒”已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病症。“关键还是制度的问题。在包括通货膨胀、房价过高、福利保障制度长期缺位等等所有问题的裹挟下，人们不得不疯狂工作。”

美式“时间荒”源于过度消费主义，中式“时间荒”是结构性现象。

美国人早就意识到过分忙碌带来的各种社会病症。1998年，美国学者朱丽叶·斯戈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提出“时间荒”。她认为，消费本身也成为促成工作时间延长的一个因素。工作时间的延长，使美国人陷入了“工作然后消费”的隐性循环。人们一边拼命工作一边拼命消费，以补偿休闲时间不足造成的缺憾。

在王宁看来，过度消费主义只能部分有效地阐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现象。“在中国，„时间荒‟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比如近十年住房市场的持续上涨，使没有购买或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不得不拼命工作。对于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人来说，20年或30年的分期付款构成了他们的一个持久的经济约束。一旦购房者失去收入，很可能陷入家庭经济破产。许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主动放弃自由时间，延长工作时间赚更多的钱。

“房子的负担本该由政府承担部分，但政府显然做得并不够。”王宁举例，“同样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英国工人的工资与城市住房价格发生脱节后，英国政府推出了保障性住房以弥补工人工资的不足。”




中国人还不懂得尊重他人拥有私人时间的权利。

这些年王宁经常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得不感慨国内的办事机构太僵化，太多形式化的程序浪费了办事人的时间。“比如美国的一些机构可以用驾照证明身份。但中国只能用身份证。”

让王宁深感无奈的是，中大社会学系每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硕士论文答辩都只能安排在周末，因为老师们平时都太忙了。他分析这个问题源于制度僵化。例如，由于少数人在提交的成果清单中存在作弊现象。为了避免人们作弊，学校管理部门要求所有的人在职称晋升或年度考核中，必须上交成果原件，以供学校管理人员核对。 制度环节的增加使得教师们无端耗费了额外的时间。

中国人付出的“无效时间”太多。我们一生需要办103个证。办理这些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个处室、中心、支队、所审批，盖100多个章并需要缴费。

4月13日，微博上疯转着一条“法国的最新劳动法规定”——晚上6点后到早上9点之前的非正常工作时间，公司将不允许向员工发送邮件，也不可以向员工打电话。“国外的员工都很少会在周末工作。可在中国，老板以各种借口要求员工加班加点，侵占员工的私人时间，甚至要求他们必须随叫随到。中国并不存在明确的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王宁认为，“这说明中国人还是不懂得尊重他人拥有私人时间的权利。”

如何治疗拖延症？用“分割重组任务法”。

老是太忙的人跟老是太穷一样， 会变傻——这是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得出的研究结论,研究的起点始于哈佛教授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

谈到拖延症的问题，王宁的第一反应是：“工厂里不存在拖延症的问题。”在漫长的人类史上，拖延症的数字在1978年才有所增加。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工作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与工厂里的流水作业相比，越来越多的人本质上都是在管理自己的时间，单项任务的时间也变得长期。这一工作性质的变化使得人们更有可能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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