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文学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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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女性文学论（上）

台湾女性文学论（上）



摘 要：台湾女性文学本质上是在政治语境下奠基和形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逐渐褪色。20世纪以来，台湾女性文学在谢冰莹、苏雪林、沉樱和张秀亚、林海音等人的主持下，共同为“台湾女性文学揭幕”，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的拓荒者，为中国新文学的辉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关键词：台湾女性文学 战斗文学 政治因素 台湾光复前的踪迹及表现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思想、感情方式，还是语言、文学、艺术形式，台湾文学都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尤其在近代，20世纪的台湾文学更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在不断变迁的历史中发展和繁荣起来的。虽然1895年的“马关条约”曾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之遭受了深重的殖民统治，但是台湾却一直沐浴在中华文化的光辉之下。那时的台湾文学，可分为中文台湾文学和日语台湾文学，但其主流皆属于中国。台湾光复后，由于国内政治的变迁，一条海峡又把大陆与台湾隔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这种“隔”无法“隔”开兄弟的心，这种“分”也无法“分”开我们的神，因为大陆和台湾同是中国母亲的儿女，同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光照下的子孙。

为了反清复明，沈光文于1652年定居台湾；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1685年，一批赴台抗清的文士组织“东吟社”，写作表现抗清复明思想、记述与描绘台湾见闻和感怀以及抒发怀乡的诗文，使台湾这块处女地第一次开出文学之花。台湾文学的播种者是沈光文，是他以及大批赴台文人共同开创了台湾文学的新纪元。1685年，清朝施琅率军攻克台湾，从此郑氏家族治理下的台湾最终归属清朝帝国，成为中国的本土疆域。经过台湾大移民，文学便随着许多文人进入台湾而使大陆文学在那里扎根、开花、结果；再经过移民后代——诸如丘逢甲、洪弃生、连轧堂、王松等及吴浊流、张我军、杨逵、王诗朗、张文环、钟理和、林海音、钟肇政等作家的文学开垦，台湾随之形成了与大陆有着同一文化血脉的“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现代神韵的20世纪文学，与大陆文学共同组成中国文学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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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记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和精神史。台湾史学家连横于1919年在《台湾通史·自序》中说：“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鉴也。代之以盛衰，俗之一文野，政之一得失，物之一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a翻检或钩沉历史，是为了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里建立永恒的民族自信；回顾历史是为了让历史成为文化永恒记忆，昭示历史真实目的有三：其一，客观地说明台湾文学的来龙去脉；其二，说明台湾文学深远的中国文化情结与无法改变的传统；其三，为了研讨台湾女性文学的历史渊源。

台湾文学最光荣的传统是“抗战”，尤其是“抗日”的文化精神。李瑞腾说：台湾文学是“中国人在台湾所发展起来的文学，一起始即具强烈的抗争性与明显的悲怆色彩”，“所谓‘台湾文学’简单地说就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所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作为表现媒介，而在台湾的人民是讲中国话、写中国字，所以‘台湾文学’的先决条件就是用中文写作……”b他还说，由于台湾具有的特殊历史条件，日据时期本土作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日文文学”也属于“台湾文学”的一部分。李瑞腾对“台湾文学”的界定简明而科学，历史地说明台湾文学属于中国的地域文学即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一種文学历史的发生，主要标志是其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作家队伍和诞生了有着强烈社会影响的能够代表那个历史时期和社会风貌的作品。自沈光文定居台南迄至20世纪初，台湾文坛没有活跃的女作家。但是，这个世纪最初的年代，却有台南的“三台才女”之一黄金川、嘉义的张李德和台中的吴燕生，还有台北的李如月等；不过，她们都是以古典诗词而闻名的。新文学之风在台湾吹起要晚于大陆，“1920年代偶有女性杂文散见《台湾民报》，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是女性文学全面拓展的阶段。新诗方面有陈茉莉、赵静眸、董琴莲和陈绿桑，小说方面有张碧华、张碧渊、杨千鹤、辜颜碧霞，散文杂文遍布《民俗台湾》《台湾民报》《三六九小报》……”c这些至今依然可以钩沉的史料，像清理出土文物那样，可使模糊的台湾女性文学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

日占五十一年，台湾笼罩在苦难的悲情之中。台湾人民没有自由，物质遭受劫掠，精神遭受摧残，女性所受的压迫，更是无以复加。日本明治后期崛起了女性文学，1911年以平冢雷鸟为代表的日本女作家成立女性文学团体“踏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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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了谢野晶子、长野智能子、保标研子、物集和子、长谷川时雨、田村岸子、野上弥生子等有较大影响的女作家，出版《踏青》杂志，张扬女性精神。平冢雷鸟在《踏青》杂志的发刊词上说：“原来，女性实际上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他人而生存，靠他人的光而生辉的，女人成了有着病人一样苍白面孔的月亮……”她呼吁女性首先要把自己当人——“真正的人”，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最初为了发展女性文学的“踏青社”，进而转向要求妇女解放：争取个性解放，爱情、婚姻自由，以及经济、政治上的权利。在一个对外怀着扩张野心的男权专制时代，日本“新女性文学”复兴虽然失败了，但她们在1919年又组织了“新妇人协会”，1922年女作家山川菊荣组织了“赤澜会”，但日本这些女性作家的思想潮流和文学创作几乎没有影响被日本奴役着的台湾女性。这说明日本人对台湾统治的残酷性，也说明中国人灵魂里所固有的排他性。日本人为了达到使台湾从文化上永久脱离祖国而禁止中国人学习中国文化、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只能讲日语，书写日本文字。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台湾的中国文学还是在黑暗中顽强地、艰难地生长着。尽管日据时期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家庭的种种压迫和蹂躏剥夺了台湾女性跻身文坛的权利”d，但还是出现了极少的女性作家，其原因有三：其一，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殖民社会，对女子的教育尤其受限制；其二，台湾的中国人本身也不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其三，即使中产阶级子女能够参加殖民制度下的考试，但也不能与日本人的子女相比。基于以上原因，女子所受教育非常有限，或是根本受不到文化教育。不过，日据时代后期，台湾女性文学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那时，“台湾新文学的花魁当属黄宝桃”，她的创作涉及小说、新诗和评论，“作品深具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批判活力十足，针砭男性同僚，创作坦率自信”，但她深受文坛的挤压，其后“心灰隐遁”。e此外，当时最富名气的还有叶陶、杨千鹤、陈秀喜、杜潘芳格，她们是作品不多的女作家和诗人，真正的小说作家还没有出现。不过，就叶陶和杨千鹤不多的小说写作，我们还是可以探知台湾女性文学最初的创作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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