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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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整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富活力的思潮，“新启蒙主义”成为回望或反思80年代思想“首当其冲”的对象。文章通过分析关于“新启蒙主义”的重要篇目，一方面，揭示“新启蒙主义”的产生原因、对其进行批判式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以“新启蒙主义”为主要代表的80年代思潮，并进而探索其对当下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及其思路，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线索与维度。

关键词新启蒙主义；80年代；思想史；反思

1997年，汪晖在《天涯》发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长文，以90年代影响中国知识界思想变化的几个重要社会转变作为出发点，在对三种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及其当代形态的反思和批判性追溯中，联系全球化的世界背景，分析了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与之联系紧密的“现代性”问题。对80年代以来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该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汪晖在文中提出，（“新启蒙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是由众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造成的”。而对这众多思想因素交汇在一起的契机或原因，汪晖并未给予明确分析。在这一重要问题上，韩毓海和贺桂梅的论述则具有启发意义。

“新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表述方式，它在中国并不变现为一种统一的运动，或者具有严密体系的思想，它本身错综复杂，并且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事实上正如汪晖所言“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是由众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造成的”2002年，《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了韩毓海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文章主要分析了在西方现代化进程影响中国“新启蒙主义”的出现及衰落，着重分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及“新启蒙主义”知识群体产生的原因及其走向边缘的命运，并认为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在各种力量交织的情况下实际上得到了有利的资源支持。

韩文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新启蒙主义”知识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吸收于西方文化特权圈子中的“干部培养对象”。但同时他们本身对西方普遍主义也怀有深刻的矛盾心理，“在充当西方普遍主义热情门徒和因对其种族主义的厌恶而引起的文化抗拒之间摇摆”，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启蒙主义的经典语式表现为传统/现代，中国/西方，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等二元关系。这是由于新启蒙思潮“把人的自由理解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的过程，这就是指所谓‘自律的市场’、形式化的法律和文官制度、言论的传媒化、‘自生自发的市民社会’”等，这些社会改造方案与当时的经济获利者要求不谋而合。这与汪晖所认为的基于“改革所造成的利益分隔和利益分化的既成事实”，“中国的新启蒙思潮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韩毓海的分析里，“新启蒙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划中，中国“新启蒙主义”只是作为一个小的单元来实施其在中国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利用了“新启蒙主义”群体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表面目标上的共同，来实现其最终目的。这也是韩毓海关于“新启蒙主义”思潮兴起原因的重要判断，即“新


启蒙主义”兴起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在中国的推力而被拥上了80年代中国思潮的风口浪尖。

韩毓海从寻求启蒙主义这种现代性表述的历史根源出发，揭露其赖以生存的类似于“理性/迷信”等文化斗争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被构建的“当下性”中。而这种“当下性”作为一种“临时存在”，时刻在提醒我们不论是“启蒙主义”或是“知识”，都只不过是现代性的造物之一而已。可以说，这是一种类似于对“他者”的分析模式。于此相对应的，贺桂梅立足于“本我”与“他者”，选取内、外双重视角，以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为我们揭示了“新启蒙主义”等思潮在80年代兴起的原因和背景。

贺桂梅名为《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的文章发表在2009年的《文艺争鸣》上。文章主要利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以一种“超越特定意识形态限定的批判性理论视野”来讨论80年代为何以及如何被认为是与“五四”重合的年代，并且还被认为是第二个“五四”。尽管贺桂梅的目的在于分析“五四”与80年代的关系如何被确立，但是其对80年代的那种“新时期”意识，那种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和理想化的现代性想象，“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诉求的普遍的历史意识的分析为我们深入揭示了“新启蒙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与过程。

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贺桂梅认为有三个层次，即关联论、特殊化、对自身视角的自觉意识和历史认知，并认为“在一个已经意识到其利益不一致和思想基礎是不统一的时代，知识社会学就是争取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这种统一”。可以说，80-90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市场社会、大众文化、利益集团的变化，与“利益不一致和思想基础是不统一的时代”多所暗合。从内部角度来看，以“80年代”和“新时期”这样两个历史阶段的指称为起点，贺桂梅指出，“新时期”这样充满历史意味和意识形态化的指称，本身就暗含着“将‘文革’后的历史时段视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这样一种预设，而在这个过程里，最初的“愚昧/文明”、“封建/科学”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逐渐被“东方/西方”、“传统/现代”这样的语式所代替，也就是以“新/旧”作为对比的时间框架被以“东方/西方”作为对比的地缘框架所代替。关于外部原因，贺桂梅主要将“东方/西方”这样一组意识形态的叙述放置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中，分析在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中，中国所处的“主体”位置的变迁，以此来探讨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来说，就是“改革开放”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上是“多种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不同于韩毓海从外部切入的分析方式，贺桂梅的分析不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实际上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状况，以国内的思想和社会情况为出发点进行分析。这也是两者分析80年代社会思潮产生背景的最重要的差异点。

“新启蒙主义”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并非以具有严密体系或统一运动的面貌出现，它本身错综复杂，并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分化。以上三篇文章中关于“新启蒙主义”的分析，对理解、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新的启示。总结这种共同的研究选择倾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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