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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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社会与和谐社会



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在世外桃花源中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近代革命家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其社会理想，现在我们在努力创建和谐社会，它们皆出一辙，这就是《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古今一脉相传。

《礼记》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礼”之一，都是儒家的著作，被列入儒家的经典“十三经”中。 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构成了《礼记》一书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重要人学内容，同时也代表了孔子创立儒家人学的最高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大同社会的主要内容：

社会纲领――天下为公（政权归属）；选贤与能（领导者的产生和标准）；讲信修睦（社会成员间的关系）。 社会基本特征：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人都能受到社会的关爱）；男有分，女有归（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美好前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安定、和平）

大同社会是夏以前的社会形态，过去有“孔子以五帝之


世为大同”的说法，由此可见，“大同”社会是以“五帝之世”的传说为依据，经过加工提炼而后构想出来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孔子的愿意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以消除现实社会中的黑暗现象和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孔子“大同”的理想社会源自于“五帝之世”，同时又高于“五帝之世”。他在《论语》中也记录了孔子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憧憬：“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乃是“圣”的事业，它是最高的境界和最高的社会理想。因为这一境界中的圣人能够以天下为公，广泛地给人民带来利益又能帮助大家，包括那些鳏寡孤独废疾者，生活幸福，各得其所，不过这样的圣德大业，在孔子看来，连尧舜这样的圣人都难做到，不过是生活在变乱纷乘的年代，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太平盛世的愿望罢了，孔子如此，陶渊明及其后来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现代哲学家冯友兰曾指出：“《礼记》所描写的大同那一段，在中国近代史中经常为当时的先进人物所引用，认为是社会进步的理想。康有为引用它，孙中山也引用它，其实，他们所理想的和《礼运》所描写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所理想的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礼运》所描写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是对未来的向往，一个是对于过去的回忆，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原始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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