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父亲，那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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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父亲，那样的母亲

2008年的4月7日，是傅雷先生的百年诞辰，南京大学举办了“傅雷诞辰10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各地来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家，许钧教授关照我去会议上说几句话。这个我可不敢。我不会外语，是个局外人，哪有资格在这样的会议上人五人六。许钧对我说，你还是说几句吧，傅聪专门从伦敦赶来了。一听说可以见到傅聪，我即刻就答应了。关于傅聪，我的脑子里是有形象的，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送给我一本书，那就是著名的《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当然是家书，可是，在我的眼里，它首先是一本小说，主人公一共有四个，傅雷，朱梅馥，傅聪，傅敏。我为什么要说《傅雷家书》是一本小说呢？——从头到尾，这本书到处都是鲜活的人物性格：苛刻的、风暴一般的父亲，隐忍的、积雪一样的母亲，羸弱的、积雪下面幼芽一般的两个孩子。楼适夷说“读家书，想傅雷”，然而，在我，重点却是傅聪。我的父亲出生于1934年，他告诉我，同样出生于1934年的傅聪“这个人厉害”。我当然理解父亲所说的“厉害”是什么意思，这个天才的钢琴家在他学生时代就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我对傅聪印象深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时候我正在阅读傅译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里头有一个诗人——奥里维，他才华横溢，敏感，瘦弱，却可以冲冠一怒。我认准了傅聪就是奥里维，而奥里维就是傅聪。

就在南京大学的会议室里头，当许钧教授把我介绍给傅聪的时候，我很激动。当然，正如一位通俗作家所说的那样，毕飞宇这个人就是会装。没错，我控制住了自己，我很礼貌，我向我心仪已久的钢琴大师表达了我应该表达的尊敬。当然了，遗憾也是有的，傅聪一点都不像奥里维，傅聪比我想象中的奥里维壮实多了。

在那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我想我的发言跑题了。我没有谈翻译，却说起了《傅雷家书》，我从《傅雷家书》里读到了许多，但是，最感动我的，是爱情，是傅雷与朱梅馥不屈的爱——感


谢楼适夷先生，如果没有楼适夷的序言，我不可能知道这个。朱梅馥是在政治高压里头“伴随”着傅雷先生而去的，也就是中国传说中的“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骇人的，他们的死凄凉、沉痛，同时也刚毅、悲壮。虽然我不想说，可我还是要说，他们的死固然骇人，但是，它也美，是传奇。斯人已逝，日月同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在我十七岁的那一年，也许还不止一年，我被《约翰·克里斯朵夫》缠住了，仿佛鬼打墙。严格地说，是被那种庄严而又浩荡的语风绕住了。“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上帝啊，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来说，这太迷人了。迷人到了什么地步呢，迷人到了折磨人的地步。就在阅读《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候，我特地预备了一个小本子，遇上动人的章节我就要把它们抄写下来。在我读完《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候，小本子已经写满了。我是多么地怅然。怅然若失。完了，没了。挑灯看剑，四顾茫茫。

对不起，我不是炫耀我的记忆力。我要说的是这个——有一天，许钧教授告诉我，罗曼·罗兰的原文其实并不是中国读者所读到的那个风格，这风格是傅雷独创的。许钧的话吓了我一跳。老实说，我一直以为翻译家和作家的语调是同步的，原来不是。许钧教授的话提升了我对翻译的认识，翻译不是翻译，翻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至少，对傅雷这样的大译家来说是这样。翻译所需要的是创造性。许钧教授的一句话我引用过多次了，今天我打算再引用一遍：“好的作家遇上好的翻译家，那就是一场艳遇。”是的，在谈论罗曼·罗兰和傅雷的时候，许钧教授就是用了这个词——“艳遇”。我相信，只有许钧这样的翻译家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它精准、传神，惊天动地，荡气回肠。文学是迷人的，你从任何一扇窗户——即使是翻译——里都能看见它无边的风景，春来江水绿如蓝。

四十岁之前，有无数次，每当我写小说开头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江声浩荡”，然后，然后当然是一大段的景物描写。等我写完了，我会再把这一段毫无用处的文字给删除了。这四个字曾经是我起床之后的第一杯咖啡，它是我精神上的钥匙，也是我肉体上的咖啡。我能靠这杯咖啡活着么？不能。我能不喝这杯咖啡么？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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