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豪泽尔《艺术社会学》看《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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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豪泽尔《艺术社会学》看《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作为中国特殊时期诞生的绘画，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其深刻的含义，本文将利用豪泽尔《艺术社会史》中的观点来解读《开国大典》及其它的发展过程。



豪泽尔[1]在《艺术社会学》中叙述到，艺术作品的产生和形式总是同公众的需求联系到一起的。豪泽尔认为，艺术是与社会和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的，艺术是不能脱离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自发性是不能创造出新的形式的艺术作品的。本文将用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中的观点来解读大型油画作品《开国大典》。



董希文于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是新中国艺术史册的开篇之作，它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政治需要、画家所处的环境以及精神状态和艺术上的追求是统一的。这幅绘画的意义已超过本身作为油画的意义，并且出于政治原因进行多次修改，非常直观的反映了时代与艺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开国大典》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庆典。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手拿稿子正在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场面气势恢宏，气氛喜庆热烈。画面中清晰可辨的领导人共有11位：正中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第一排左起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慶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六位副主席;第二排分别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宋庆龄后）、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李济深后）;周恩来后面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开国大典》因其主题的特殊性，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风云以及画中人物政治命运的浮沉相关联，竟在数十年间几度更改，屡遭劫难，可谓是经历曲折、命运坎坷。



在1955年，原画被第一次修改。由于当时的“高饶事件”，作为中国时任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被撤销职务，随后自杀被开除党籍。迫于当时政治形式，1955年初，董希文应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将画面中高岗去除的要求，在浴德堂内修改了《开国大典》油画。



1971年，画作遭到第二次修改。“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打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错误地，永久开除党籍。刘少奇的标准像一夜之间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开国大典》自然也难逃厄运。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甚至连《开国大典》作者的董希文本人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留党察看两年，并下放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董文希在北京钢铁厂接受劳改期间，由于过度劳累和遭受非人的折磨，导致胃溃疡穿孔，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数月后（1970年）又被诊断为癌症，可谓是雪上加霜。这时董希文已经病重，但是还是坚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实行修改，最后，在画中去掉了刘少奇，但是又将原画中董必武形象露出半个来，修改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人物形象。






1972年，复制《开国大典》油画。因在延安市，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曾强烈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又积极主张由中共中央专门针对江青提出“与法三章”等事件，江青想借着筹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纪念美展之际，将早已经逝世的林伯渠从《开国大典》上去除。此时董希文已经到了癌症的晚期，力不从心，只好请他的学生靳尚谊来完成此次删改。但靳尚谊不忍目睹原作再受损害，就以“怕修改后有损原创整体风格”为由，没有在原作上修改，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复制《开国大典》。就这样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保留了林伯渠的形象，没有遭到第三次删改，避免了再度造成历史遗憾。复制品是在画中没有高岗和刘少奇的基础上，没有将林伯渠绘入画面。画中将原来林伯渠的位置以一个模糊的形象替代，使其不引人注意。画中人物被改远，眉目缩小，戴上帽子，是一个非具体的人物。



1979年，复制品的修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领域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为体现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征得上级同意后，197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因董希文已经去世，董希文夫人张林英不同意在原作上修改，故拟在复制品上修改，委托靳尚谊负责。靳尚谊忙于其他事物，推荐了当时正在馆内进行美术创作的青年画家闫振铎和叶武林二人来完成修改任务。于是，在参考了《开国大典》最早的印刷品和有关照片资料的基础上，他们在复制品上恢复了刘少奇和高岗的形象，并把董必武改回原来的位置，只露出很小一部分侧面。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众多展览和出版物中所能见到的《开国大典》（图1）。



作为一件艺术品，《开国大典》受到时代、文化、政治和艺术家意志倾向的影响，确实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其价值表现在艺术社会的批评上。豪泽尔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并认为这是在逃避社会生活，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品是形式和内容融合在一起的整体来反映生活。



历史画应该尊重史实，而艺术家与政治家对于史实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政治意识形态面前，史实是可以篡改的。《开国大典》几次修改事件作为“史实”的史实同样被记载在美术史册之中。这些史实是非常典型的能反映当时社价值取向，整个民族曲折历史的一个缩影。以《开国大典》为代表的一系列红色主题绘画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创作环境中诞生的新事物，主张历史性与艺术性并重，虽然要服从重重需求，有种种局限，但作为艺术创作仍会融入创作者对历史的理解与主观感受在其中。



注释：

[1]【匈】阿诺尔德·豪泽尓，艺术史家、艺术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社会艺术学》作者。



王一竹（1993—）西南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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