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水产系“南迁”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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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水产系“南迁”事件始末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28期



1930年代以来，山东大学有两次“南迁”，一次是1937年11月，因日寇侵华，战事波及到了山东，山东大学被迫由青岛迁往安庆，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迁”；另一次则是1949年，解放军逼近青岛，山东大学水产系主要教授离青而致二、三年级学生无专业教师授课，部分学生赴复旦大学借读，在1960年代被升级为“山大南迁”的政治事件。

（一）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山大复校。由于复校资金皆由“中英庚款董事会”提供，教育部的包括聘系主任等复校建制事宜也须由“中英庚款”决断。1946年3月，山东大学水产系筹备工作启动，并随即进行了聘用系主任及教授的工作。1946年4月1日，中英庚款董事会向尚在英国的朱树屏发出了聘函；而后，山东大学请其任系主任兼教授的聘书也发给了朱树屏。1946年10月，山东大学年度招生，出乎校方意料之外，水产系首届报考本科生竟多达462名，后录取53人，居全校15个院系之第5位，成为山大复校后的重要支柱学系。

12月23日，山大正式上课。当时，水产系虽有建制并录取了新生，但无师资、无教材、无专业，学生只有先在他系学习英语、数学等基础课。朱树屏到任后将从英国带回的有关海洋、水产科研教学方面的书籍、资料及一些实验设备同时赠送给了水产系，并立即制订教学大纲、规划，开设专业，编写各专业教材，他将水产系设置为养殖、渔捞、加工三个专业。经他多方聘请，戴立生、王以康、王贻观等多位教授和讲师康迪安、辛学毅等先后到水产系任教，并争取到了中国第一艘海洋调查船“北岸”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树屏邀请的几位教授中，曾留学法国的王以康，曾任联合国粮食机构水产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专员，时任上海渔业管理处副处长，代理处长。王贻观曾留学日本，亦在国民政府上海渔业管理处任职。作为政府官员，1949年他们奉命调回上海，这也造成了之后山大水产系专业课无人可授的局面，引发了水产系学生借读的事件。

当时，山大水产系选择南迁借读的学校有：厦门大学，该校设有海洋系；复旦大学生物系设有海洋组；台湾大学设有海洋研究所，这些学系皆适合水产系专业课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学校设有这类学系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山大水产系“南迁”事件也很少再被提起，中国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山大水产系“南迁”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对此次事件也出现了大体一致的描述：……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青岛当局积极准备逃亡台湾。山东大学的特务分子密切配合青岛反动当局，一方面盗卖学校财产，集结存款准备南逃，一方面策划着把整个学校南迁到台湾的阴谋。敌人首先选中学生籍贯大部分在南方的水产系，并指示反动学生大造学校南迁到上海复旦大学的舆论，以煽动、欺骗部分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的学生跟他们跑。我地下党组织及时戮穿了敌人的阴谋，使广大同学认识到，敌人放风学校南迁上海，不过是缓兵之计，南迁台湾才是敌人的目的。如果水产系南迁，紧接着就是整个学校的南迁，这就意味着整个山东大学的毁灭。针对这一情况，地下党组织着手发动广大学生阻止学校南迁，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学校水电安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留先生，留同学，留图书，留仪器！”“头可断，血可流，水产系不能走！”于是在地下党组织的正确引导和学生自治会的带动下，全校很快掀起了“反南迁”斗争的高潮。学生们举行了罢课，在校内集会并游行示威，一致表示挽留水产系，纷纷揭露敌人南迁学校的阴谋。水产系有少数师生被敌人的花招所蒙蔽，


幻想着去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和工作。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斗争持续了几个月。最后，水产系大部分师生坚决留校，系里的图书、仪器等也大部分保存下来，少数被国民党反动派蒙蔽的同学们和教师乘船赴沪，但很快被复旦大学的革命师生挡了回来……

（二）

有关山大水产系“南迁”真相，朱树屏的日记、书信、回忆笔记等文字史料足可以将其完整再现……

1948年9月，山大水产系首任系主任朱树屏辞去了水产系的职务，返回了上海，沈汉祥任代系主任。朱树屏卸任后，戴立生到动物系任职后又赴南开大学任教授。

1948年，解放战争虽还在激烈进行，但国民党军队已显溃败趋势，局势愈加动荡。此时，国民政府驻青机构皆纷纷南撤，属驻青渔业管理机构在水产系兼职的王以康与王贻观等人随之南撤，致使水产系多门课程无法正常进行，山大校方及师生大有不安之举，水产系师生亦如此，学生代表多次求见赵太侔校长，要求尽快解决开课问题。其中，更有一些师生提出南迁之议。

此时，部分师生写信给朱树屏以寻良策。对于两派学生们的争执，朱树屏认为：“无论政府如何，学生们不能停课，更不能荒废学业。”而后，复旦大学同意了水产系加工、养殖两组学生到复旦借读。王以康随即找朱树屏商量此事，朱树屏当即表示：“不可为一、二年级学生联系借读，因为一、二年级并无借读的必要，课程主要是生物、化学、物理、数学等系所开，在青岛上课并无困难。”王以康也表示同意朱树屏意见，二人均未再为山大水产系一、二年级学生联系借读事宜。

在联系水产系同学赴复旦大学借读事中，助教尹左芬也频频致函朱树屏，在提及一、二年级学生借读事时，尹左芬称“一、二年级也要求去上海借读，学校已决定叫他们去……”朱树屏当即写信给尹左芬表示：“一、二年级学生来沪借读不妥，渔捞组借读是因在青岛无人开专业课实无办法中的办法，渔捞组来上海时也要作思想准备，不要对来上海希望过高，免得失望太大。课似可以开，但到处随时遇到的困难是在所不免，青岛永是水产系的老家。他们事后也必须尽早返回青岛，校方及水产系都决定一、二年级也来借读，不知何故。”不久，尹左芬回信说：“一、二年级同学们见你信后，已不再要求去上海。”

在此期间，山东大学校方与厦门大学联系未果，故急电请王以康与复旦大学联系水产系三年级渔捞组学生借读事宜。1949年3月，王以康与复旦大学生物系海洋组联系，海洋组表示同意并提交教务会讨论决定。此时，王以康因患急性脑充血住院，遂请朱树屏代为联系，朱树屏在其回忆中写道：当时我正率助手杨光圻、吴颐元、林福申、钱燕文乘载运调查设备卡车去码头准备出海进行舟山渔场调查，在上船前我急抽身来到复旦大学找到生物系主任胡寄南后得知复旦大学已同意水产系渔捞组借读事，我随即拟稿请胡寄南以王以康名义代发电报告山大此讯，随即赶往码头乘船出海。

不知何故，复旦大学却以朱树屏名义拍发了此电报。而山大水产系原本就反对借读的部分学生误认为是朱树屏决定水产系借读之事，即写信给朱树屏：……朱先生：我们由衷心地敬爱您，所以愿意直率地向您说些实话。……对朱先生我们自然信得过，但对于那些只顾个人利益、个人事业而对于教育漠不关心的“教授们”我们却不敢恭维了。……我们真怕耗费上时间精力，千辛万苦难的迁到了上海，等到时局万一稍微“一变”他们再“逃”，那时我们不能再随之“迁台”、“迁厦”、“迁穗”甚而“迁纽约”。在复旦失去了借读的意义而又远离着母校山大……我们不甘心眼看着我们的水产系走上荒唐的路，也不愿眼看着朱先生为着水产系将来的恶果引起了懊悔或不安，……最后，我们诚恳地要求朱先生再考虑，如果这是一个错误，我们


盼望朱先生能尽力挽回这个错误。此刻我们坚决地主张“不迁系”，并望朱先生能帮助我们在青岛努力，俾使水产系全体同学能在青岛继续学业。

1949年4月1日，在沈汉祥的带领下，山大水产系教职员15人，二、三年级学生80人乘中兴轮船公司崇兴轮自青岛启程赴上海，这批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新中国首批水产学教授和高级研究员的郭玉洁、李爱杰、王堉、马绍先等。4月18日，水产系借读生正式在复旦大学注册上课，受聘为学生上课的有朱树屏以及王贻观、陈修白、吴善长、阐菊初等水产专业知名学者。

不久，解放军逼近上海，国民党军队进驻复旦大学，把学生迁出校外，水产系借读同学也因迁到了市中心一所中学的一间空教室里而致无法安身、无处上课。于是同学们来到中央研究院动物所找到朱树屏诉说目前之困境，朱树屏曾在回忆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带同学们来到教育部驻沪办事处，要求政府立即为学生们解决住宿及学习问题，该处官员满口答应立即解决。但日后我多次去问询均无结果。最后一次我又带同学们来到该处要房子时，一位官员说：‘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已由南京来上海，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找房子。’于是他领着我及同学们找到杭立武，杭立武表示对同学的处境深为同情，并满口答应找房子，允诺第二天即可办妥，要第二天来听信。然而，第二天我和同学们来到办事处时，这里已空无一人，教育部官员们全走了。”

就在解放军进城前一星期，一部分学生在隆隆炮声的伴随下搭乘最后一班船返回青岛，其余大多在解放后回到了青岛。

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管秉贤在《中国海洋学高等教育最早机构之一——国立复旦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海洋组的创建史》一文中写道：

在1948年即大三年级期间，青岛山东大学水产系的部分学生，南迁到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海洋组借读，例如，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浮游生物学家已故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的郭玉洁等人。等到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后，通过复旦大学与青岛山东大学双方的协调，并经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我们复旦大学海洋组的部分学生和自山东大学水产系南迁到复旦大学借读的上述部分学生一起离沪北上，并到青岛山东大学学习。正如《国立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1950）中首页“本校简史”中明确指出的：“为响应政府精简节约之号召，本校前设之海洋组并入山东大学。”这就是解放后的首次院系调整。我们这批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学生，在复旦大学领导和师生的欢送声中离开上海乘火车北上，于1949年10月2日到达青岛。

从这些史料中客观地考察，山大水产系的师生们南迁借读多是为学业而为。无论是作为校长的赵太侔，还是作为科学家的朱树屏，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学生上课学习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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