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海上“书籍之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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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海上“书籍之路”探析

作者：陈娜

来源：《旅游纵览·行业版》2016年第06期

由浙江大学王勇教授首倡的“书籍之路”这一学术创意正日益受到国内外舆论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历史沿革、传播渠道、历史意义三个大的方面对书籍之路的研究进行了梳理。 “书籍之路”这一概念由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意欲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王勇指出“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一般而言，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们的心灵，并超越时空，惠及后代。”

自王勇教授提出书籍之路这一概念以来，，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硕果不断，本文将以国内的研究为主，辅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从书籍之路的历史沿革、传播渠道、历史意义三个方面对中日“书籍之路”做一论述。

一、海上“书籍之路”的历史发展脉络

中日交流两千年，作为汉文化象征的汉文典籍，在中日交流之初就开始流播至日本，并对当地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汉籍传入日本最早应始于三世纪，应神天皇从朝鲜半岛请来博学的汉人王仁担任太子的老师，他“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计携书十一件来日本”。

到隋唐时期，日本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和十三次遣唐使，他们得到中国政府赐予的大量汉籍，并将其携带回国。

宋元时期，虽然中日两国没有正式的官方往来，但随着民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书籍之路也更加宽广。元代时期因经卷大量传入日本和元朝雕工的大批赴日，促进了日本印刷出版事业的兴盛和本国经书的印刷流行。

进入明代，由于沿海倭患严重，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明州（即宁波）成为明政府规定的日本使臣、僧侣、商人等来华的唯一港口。到了明末，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则仅限于长崎一港，成为中国典籍输出的重要场所。

清朝时期，中日民间商贸日益发达，中国赴日的海商越来越多。于是中国到日本进行交易商船便成为运输汉籍至日的主要方式。日本由于对汉籍的传统兴趣，特别是幕府和各阶层人士对汉籍的使用与收藏的广泛化，因此对汉文典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促进了中国汉籍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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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上“书籍之路”的流传渠道

中日两国书籍之路由来已久，其中出使中国的额使节和派遣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同时在中国，又得到中国政府的优待，为他们传播汉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除此之外，配角也是不容忽视的。书籍传播的渠道主要分为四类：

（一）唐政府的赐予

《册府元龟·外臣部·请求》载：（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日本国遣其臣名代来朝献表，恳求老子经本及天尊像，以归于国，发扬圣教。许之。”可知，日本的遣唐使被赐老子《道德经》。

（二）民间僧人、学者的赠送

除了当时政府赏赐给来华日本人汉籍外，民间僧人、学者馈赠的书籍也占了很大一部分。空海、圆珍、圆仁等都曾获得过唐人赠送的汉籍。空海学法的长安礼泉寺，在空海回国时就送其 600 多卷经典。唐朝时，从官方到民间都大量赠书给日本。 （三）中国商人附带典籍至日

9 世纪以后，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发展起来，中国的典籍便成为中国商人的附带品，东传至日本。中国商船的载运成为“海上书籍之路”的主渠道。 （四）渤海、新罗的赴日使节及商人携带

在王勇教授看来，古代时期汉文典籍东传的线路应该是：中国江南（六朝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区）→朝鲜半岛的百济→日本列岛。可见早期的汉籍主要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中日交流二千年，经过海上“书籍之路”传播至日本的书籍是宏大的，影响深远。 三、海上“书籍之路”的历史意义

对于书籍之路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通过海上书籍之路，中国的典籍传播到海外，对东亚诸国的文化发展，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唐代文化在日本开始生根发芽。日本的《大宝律令》是以隋唐时期的律令为蓝本参照；日本的任官制度也是参考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的宗教、建筑、艺术、文学等都带有极强的唐朝风格。

同时，海上“书籍之路”也不是单项流播的，传播到海外诸国的典籍也沿着“书籍之路”逆向输入到中国。由于中国经历“安史之乱”、“会昌灭佛”、朝代更迭等天灾人祸，中国的大量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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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毁坏，惨不忍睹，散佚的书籍又沿着“书籍之路”逆流回归，避免了灭绝的厄运。“书籍之路”客观上保护了中国文化的典藏，扩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四、小结

对于中日海上“书籍之路”我们着眼于东亚文化圈的大环境之下进行探究，从多元的视角、以丰富的案例，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海上书籍之路的研究应顺应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新趋势，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探究其历史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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