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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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言说

——《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读后



张直心

在近年出版的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中，朱晓进、杨洪承等著《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一书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是缘于它悉心引入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以此为切入点，直逼百年中国文学原貌与本质，廓清了“非文学的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特殊逻辑构成。

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面对文学与政治之关系这一命题，研究界或强调突出政治立场，或力倡回归文学本位，以致学术史天平曾一次又一次地失衡、回倾。自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始，社会学方法论便逐渐衍为主流；及至共和国建立之后，从政治（甚至纯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文艺问题，更是风行一时。以文学史编撰为例，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与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即是文学研究向政治的角度大幅倾斜的典型范例。问题并不在于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的刻意强调，而在于论者所持那单一刻板的政治标尺、二元对立的阐释框架、“工具论”“从属论”一类的文学理念、以及充分政治化的话语表达式，在诠释、梳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时往往将其简单化、庸俗化。政治凸现，文学遮蔽，一部文学史俨然成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史的翻版。

新时期以降，缘于对上述极端政治化倾向的着力反拨，研究界提出了“纯文学”这一观念，呼唤“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赢得“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①。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力图突破文学史俨若政治史的既有论断，从纯文学的角度对百年中国文学予以“重写”。——依稀六十年前五四先驱“纯文学”倡导的回声，彼时先驱者曾藉此反拨“文以载道”的旧文学传统。与此相类，新时期重新提出这一口号，其潜在动因应是旨在颠覆政治重负已不堪承载的主流文学传统。就此意义而言，实质上它依然可读作一种渗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文化思潮。他们欲消解的不止是某种文学观念，亦涵括了这种观念背后所矗立着的文化权力。“纯文学”观念的提出包括研究角度的改变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敞亮了一度因过分突出政治而遮蔽了的一些文学性的质素，提示我们即便在那个“非文学的世纪”中，文学创作亦只是“都带”政治，而非“只有”政治②。

问题在于90年代以来“纯文学”的某些倡导者渐次矫枉过正，片面强调所谓的文学“纯粹性”，而忘忽了这原是一种用以反拨极端观念的“想象”，它的界说本不宜剝离历史语境地绝对化，以至因噎废食地全面摈弃政治。如果说“必须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文艺问题”一类的方法论其弊在于一叶障目③；那么，从“纯文学”的角度研究那“非文学的世纪”，其方法论的局限则在于每每使研究削足适履，一厢情愿地适从那个后置的“纯文学”想象。

一部新文学史曾经因着过分强调纯政治的研究角度、价值取向以至刻意缩小了徐志摩、李健吾、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穆旦等人的文学成就、文学史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间曾极不正常地出现了“沈从文研究的沉寂期”；也极不正常地对《围城》这部别具一格的小说失语，包括唐弢那部颇有影响的三卷本现代文学史，七十余万字的宏大篇幅，却无它的一席之地。然而，世易时移，新时期的文学史视阈，一度又在“周作人热”、“沈从文热”、“张爱玲热”、“胡适热”等一波又一波的研究热度中，过分冷落乃至冷冻了对20年代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50、60年代的为工农兵文学的探索，忽略了其中仍有诸多可资开掘的资源。此著之可贵一定程度上正是在于率先开始了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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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想象的潜在反思；同时又时刻不忘对“纯政治”视角的必要超越。

“导论”一章极具理论整合力，它不仅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首创、五六十年代以降西方政治科学范畴渐次广为运用的“政治文化”理论引入文学史研究领域④；同时明晰地界定了所化用的“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依次推导出一系列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理论命题。显示了著者在重建学科独立概念、范畴、话语方面的自觉意识。著者深刻揭示了“政治文化”这一通道是连接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式的中介。并强调“‘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⑤。换言之，它不再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活动”，而更多的指向政治的主观方面，即“内化”了的政治。这一概念的引入，避免了从单纯政治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难免的生硬、机械；而更其妥贴、更其圆润地为“非文学的世纪”这一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开阔的阐释角度与分析语境。

这一开拓无疑赖有最近十年西方学界“政治文化复兴”研究资讯的唤醒；但更应肯定的却是接受者努力“重铸概念”、使之与研究对象圆融契合的主动回应。是的，此书之所以富有新意远不止是引入西方新名词，更不在于套用新术语诠释伪问题；而在于藉此探讨一系列剪不断理还乱的本土生发的“真问题”：如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各派作家相应采取的“文学策略”；如文学论争中形成的“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如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心理如何导致了主导审美倾向的形成以及一些特殊文体的盛行„„可贵的是，著者那扎实的逻辑思辨功底保证了上述概念与观念的澄明、丰盈；而不像某些同行，所编织的理论观念每每致人于云里雾里。

一至五章着意将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式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辨证、考量。著者深知，各阶段的文学“在与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方面，有着鲜明而独立的特征和流程”⑥，因而，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充分历史化、阶段化便尤为必要。全书按不同时期分作“五四文学与政治文化” 、“3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4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建国后17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新时期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等五章，如此划分易于凸现政治文化对文学史各个进程的特定影响。

因着研习鲁迅的专业方向，笔者格外关注一身兼为文学家与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身处这“非文学的世纪”的境遇与应对。对此，一、二诸章多有启人思索的论述。书中既可以见出身外的政治如何沉潜为政治文化心理，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文学家鲁迅，并渐次内化为 “我有”，以致“作为文学家和社会批判家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一致性，在其创作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⑦；又依稀透露了鲁迅交互偏侧、竭力拥抱文学与政治之两极的内在紧张。著者将鲁迅乃至五四文学置于政治文化的视野中追问，从中揭示出20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始终处于一种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

可喜的是，缘于著者的悟性，政治文化理论不仅在触及文学的外部研究时具有穿透力；即使笔涉所谓的“文学的内部研究”，依然不改其锋芒。著者言之有据地论证了20年代“作家文体意识和文学审美风格的形成、文学形式乃至文体的选择和取舍，都无不关联着某种政治文化理念的影响作用”⑧。如“个性张扬的五四时代政治文化的语境”，为鲁迅等人文体模糊、格式别致的现代小说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又如鲁迅的《热风》、《野草》以及那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体，以最自由的文体“表达了五四对‘个人’的发见及其较为开放的政治意向”„„上述实证研究表明此书虽多从政治文化维度言说；却始终立足于文学自身思考，无改文学史研究的“文学”特质。

此书的突破固然得力于相契的理论方法——毕竟，“政治文化”语境较之政治语境更其深广、更其混沌、更具弹性，对文学对象更包容，与文学更贴近；但亦相当借重执笔者深厚的学养与专业文献基础以及充分学理化的演绎。即以书中多次涉及的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社群”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社群”的诸次论争为例，著者超越了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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