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幸福指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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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幸福指数的认识

作者：荣晓龙

来源：《企业文化》2012年第02期



摘要：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上的感受,衡量一国国民幸福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是“国民幸福指数”。幸福感并不必然和经济发展成正相关。我国顺应潮流，在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幸福指数目前还不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

关键词：幸福指数；GDP；收入；

“幸福指数”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并实施“幸福计划”，在不同的时期，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国民幸福指标，使人生基本问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这一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将以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最终标准。为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建立起全面测量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指标体系。国民幸福指数将成为社会发展实践中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重要内容。

微观经济学中提到收入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使消费者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因而能获得更高的满足程度。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却与人们的感觉和微观经济理论大相径庭,这就是著名的“幸福悖论”。实证角度的结论是：在一国之内，横截面数据表明收入更高的人一般来说具有更高的幸福水平；而时间序列数据并没有显示幸福水平与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有长期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发达一部分表现在国民收入的提升。在我们的直观感受中，收入的增加似乎必然地伴随着幸福感的增强。我国有很多关于收入和幸福感的讨论。一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发现，对于收入非常低的人群，收入的增加会带来幸福感的较大程度增加，但随着收入的提高，幸福感的增加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地位、名誉、事业成就等社会因素。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递减。与收入欲望相关的理论有适应水平理论、人际比较理论、相互依赖偏好理论和习惯形成理论等。适应水平理论由Brickman 和Campbell在1971年提出，说明人们随时间的推移, 人们会开始慢慢适应更高的消费和收入水平, 额外的幸福感就慢慢的消失了。人际比较理论由Myers于1992年提出，说明人们更关注他的收入与别人的收入之间的差距（相对收入），而不是他收入的绝对数。如果他的收入比周围的人要高，他将感到更幸福；如果他收入高而周围人比他更高，他的幸福感便不会那么强。相互依赖偏好理论是说，人们的偏好会受到他所在社会环境中其他人影响。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工作的人，收入欲望相似。同一个社交圈的人收入欲望也很相近。习惯形成模型说明人的收入欲望是与个人的经历有关


的。一般来说，个人过去的教育水平不同会造成他们收入上的差距，进而使他们产生不同的收入欲望。

中国历经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是，诸如“中国威胁论”的言辞不绝于耳。由此可见，各国对GDP这一指标有着极高的认可度，将其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状况，甚至综合国力的最有力的依据。虽然高代价的经发展模式已经受到各方诟病，但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趋势下，人们还是无法很好地摆脱“一切向钱看”式的数字化崇拜。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国民幸福感的衡量指标是一个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总量一步步地迈过坎儿，人们关注的重心将从“如何发展经济”转移到“如何高质量发展经济”上来。想要高质量地发展经济，就必须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社会成本）和社会福利水平和人们的幸福感程度。GDP的数字无法显示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后面隐藏的高昂成本的耗费，更可能掩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因为高强度、非人性化的工作条件下，经济增长了，但是个人的幸福感却大打折扣。因此，“幸福指数”以其人性化的发展考量必将与GDP并驾齐驱。我国政府根据实际国情，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抛弃了GDP崇拜，倡导绿色GDP。这是对传统发展观的颠覆，也是对幸福指数这一标准的学习与靠近。

与此同时，不得不说，“幸福指数”目前还无法成熟地运用到对各国整体幸福程度的评估上来。以下是计算国民幸福指数的两种方法：

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

我们应当看到，对于幸福感的认同具有个体差异性，是一个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一份调查问卷并不能综合体现个体在一段时间内的准确幸福感。因此由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幸福感并不能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绝对性指标。幸福感指数衡量的是一国国民的幸福程度，而幸福程度也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得不到满足，谈论幸福感也只是空中楼阁。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一位空泛地强调幸福而忽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是要学会转变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在发展的基础上考虑人文的因素，使幸福感的增强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协调。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即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许多量表仍处在不断改进之中。简单说来，就是无法找到一个客观、合理的方法评估幸福感的强弱。并且，由于中外对幸福感认同的差异性，想要寻找一套既体现国际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尤其是获得可以作为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参考的幸福指数，尚有待进行高水准、创新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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