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第三性”人物看日本社会——以吉本芭娜娜小说《厨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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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第三性”人物看日本社会——以吉本芭娜娜小说《厨房》为中心

作者：李 晶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1年第1期



李晶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自古以来，人类的性别仅被框定在男性和女性两大范畴之内。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思想意识觉醒，人们开始对男性与女性之外的“第三性”持探索、宽容与接纳的态度。许多文学作品也开始关照与性别有关的变性人、中性人等焦点问题。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吉本芭娜娜笔下的“变性”与“中性”问题不仅凸显了吉本芭娜娜创作的独特风格，而且也蕴含了日本社会传统及现状对日本人性别意识变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第三性；日本社会；吉本芭娜娜；厨房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1）01—0133—02

小说《厨房》（1987）在吉本芭娜娜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她不仅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十六届泉镜花文学奖和第六届海燕新人文学奖，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和关注，小说更是在全世界34个国家出版了译本，甚至还被改编成剧本出现在大荧幕上。虽然社会各界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但其作品中两位“男”主人公在性别方面的“异化”，却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的社会现状，以及在这种状态下日本人所面临的由性别意识带来的生存压力问题。

一、变性人——惠理子

田边惠理子是吉本芭娜娜小说《厨房》中萌动性别解构意识、大胆地向传统意识形态挑战、把自己从男性变为女性的一位勇者。惠理子，原名雄司，英年丧妻后做了变性手术，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理子”。作者在文中极力渲染了她超凡脱俗的美。比如，当女主人公“美影”第一次见到惠理子时，发现她“年龄比我大很多，但的确非常美”、“穿着平时罕见的服装，还化着浓妆”、“飘逸的披肩发、清秀而深邃幽深的双眸、优美的嘴唇、高挺的鼻梁”，总之，美得“如同并非来自人间”。作者的这种描写显然带有脱离现实的极端艺术化痕迹，因为在《厨房》出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还没有实施变性手术的先例，直到1998年才有了第一例变性手术。因此，惠理子不仅在小说中是一个经过人工再造的形象，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完全虚构的人物。

从雄司到惠理子、从父亲到母亲、从男性到女性，这一系列转换实际上完成了雄司与妻子同一化的过程。也许雄司希望通过变性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让这个因为缺失了女主人而即将解体的家庭能够恢复平衡。在传统的日本社会，父亲是一家之主，是家庭成员敬畏和服从的对象，是命令和统帅的象征。在田边家，事实的母亲因病去世，而变性后的惠理子虽然外表一身女性打扮，满口女性用语，标准的女性身材，但是由于“她”过去的男性记忆无法彻底抹去，男性的性别因素仍然隐含在“她”的精神、心理和性格当中。比如，文章中对惠理子的第一次出场做了这样的描述：门“咔嚓”一声开了，“一个美艳绝伦的人喘着粗气跑了进来”。开门时发


出“咔嚓”声响的力道与“喘着粗气跑进来”显然不是优雅贤淑的女性习惯的行为方式，可是却是一个“美艳绝伦的人”，女性的美艳与男性的粗犷豪放同时也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不得不让读者觉得无法将两种感觉恰当地融合起来。因此，从精神层面来讲，惠理子既无法维持其原有的父性特征，也无法完全实现其母性角色。“她”并没有通过变性手术给儿子雄一和这个家庭还原一个母亲，相反家里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消失了。作品中呈现了这样的一幕：惠理子在向美影介绍自己的时候称“我是雄一的母亲”，而雄一却在惠理子离开后说“他是男的”。可见雄一并没有接受自己父亲的角色转换。因此在这部作品中，雄司的变性成为家庭进一步解体的最后的决定性因素。而雄司选择变性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表明对亡妻的深爱，这是男性对女性的殉道式的爱情表达。这个情节以强烈的对比形态颠覆了长期以来受到赞赏的女性对男性的言听计从和殉情守节的社会心理。这一颠覆充满了不露声色的内在力度，触动人们去重新思考家庭内部的男女关系问题。

二、中性特质——雄一

《厨房》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即男主人公田边雄一。他虽然没有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女人，但是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气息使得这个形象更向于中性人。

在作品中，朋友们认为雄一“与众不同”。女主人公美影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四肢修长，容貌清秀”，这组形容词同样可以套用在女性身上。雄一因为喜欢花而在花店打工。喜欢花虽然不是女性的专利，但是这个细节总让人感到更适合描写女孩子。在花店里雄一认识了常来买花的老奶奶，并与她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正值叛逆期的男孩子与老年女性形成亲密关系，这本身已算是罕见。在老奶奶的葬礼上，仅仅是工作人员与客户关系的雄一竟然哭肿了眼睛，双手不住地颤抖，而且“一看到老奶奶的遗像，眼泪就又扑簌簌第掉下来”。哭泣历来被视为女性的天性和特权，而葬礼上的情景在展现雄一善良性格的同时，也不能不让人感到他的脆弱和多愁善感。雄一的确比一般男性更容易沉溺于情感之中难以自拔。他的狗死去的时候，他连饭都吃不下去。惠理子死后，雄一再度落泪，而且是当着女孩子美影的面，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想听美影讲笑话。这样的恳求方式中也渗透着一种女性化的依赖。另外，虽然雄一是出于同情而邀请美影到自己家来的，但在美影搬来之后毕竟是少男少女同居一室，雄一却从未以异性的目光注视过美影。无论表面的言行还是潜意识深处，雄一对美影都不曾有过任何男性面对女性时常有的感情起伏或冲动。美影总感到雄一“冷漠而亲切”。作为异性，他是冷漠的；而作为家庭成员，他则是亲切的。这一对矛盾的特质共存于雄一身上，恰恰暗示出他两性兼有的性格特征。因此，雄一这个形象是从外表到内心都渗透着中性人的特质。

三、吉本芭娜娜其它作品中对中性特质人物的描写

除了《厨房》中雄一和惠理子这两个角色外，吉本芭娜娜还多次在她的作品中安排类似这样的中性人的角色。例如《月影》中的“阿等”，他是女主人公“五月”的恋人，也是一个带有女性色彩的男性形象。当五月随手把一个小铃铛送给他时，他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了起来。这显然不像一个男性的行为。就连五月都非常惊讶，感到“这个动作与他那个年龄的男孩子不太相符”。更为典型的是阿等的弟弟“阿佟”，作品中的许多细节也都表现出阿佟的中性化特质，比如他喜欢穿着已故女友的短裙校服来寄托对女友的思念；他说话时使用女性用语，自称“私（watasi）”，而不是男性专用称谓“僕(boku)”等。另外，《哀伤的预感》中的哲生也同样有着迷人的长睫毛和温柔的性格。《蜜月旅行》中的裕志“羞怯寡言，白皙纤瘦，文弱得如同一个女孩子”，在附近的孩子们中一直是不受欢迎的“娘娘腔”等。

四、日本社会传统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中性别意识的影响

与日本女性相比，男性在社会上求得生存是极其艰难的。除了受“男儿有泪不轻弹”思想的制约外，日本的男性比女性忍受着更为严酷的社会规范的约束。男性步入社会之后就如同一


台开始运转的机器，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式运行，缺乏人性化的宽容和理解。日本国民普遍认为自己处于“纵向社会”当中，就是指日本社会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先后有别这类等级分明的现象。在工作中，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即使明知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无法越权反对上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许多人——特别是在职场工作的男性，不得不忍气吞声，违心地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为了守护住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得不放弃了许多闲暇时间和假期，甚至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回到家里，由于自己没有时间教育孩子，缺乏和孩子的沟通，又不得不忍受着亲子关系冷淡的寂寞。可以说，这些日本男性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性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日本每年三万多近四万的自杀者当中，男性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所承担的社会压力就要小得多。因此，借助于变性成为女性的这种方式来逃脱巨大的社会压力，也在社会层面体现了男性对于自由的渴望。同时，也表达出了吉本芭娜娜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对男权主义形象的一种另类的颠覆。这也是芭娜娜借由这一系列的第三性人物形象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一种信息吧。

［参考文献］

［1］吉本芭娜娜著，李萍译．厨房［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

［2］源了圆著，郭连友、漆红译．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Ｍ］．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3．

［3］周阅．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Ｍ］．宁夏：宁夏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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