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的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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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围城》的文化批判

作者：王鉴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12期

摘 要：钱钟书的《围城》塑造了以方鸿渐为主的鲜明知识分子形象，凝聚了作者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本文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西方文化的批判和知识分子文化的批判，进行一番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文化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5-0011-01 一、前言

长篇小说《围城》的问世，便以“最有意味、最深邃、最不易见底”以及“潜价值量也最大”等高度评价，确立了钱钟书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大家的地位。围绕《围城》的分析和解读，从人生主题和社会主题等多角度、大视野、多侧面、多义性进行阐释，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掘它丰富的思想内涵。《围城》渗透出作者对于社会问题的揭示；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自我反思；对于人生、婚姻等问题的思考，都凝聚着作者一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其中文化批判最为引人瞩目，延伸到人的精神世界。正是在犀利的批判和幽默的讽刺艺术运用之下，成就了钱钟书“学人之小说”的特点。本文着重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西方文化的批判和知识分子文化的批判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探究。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以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经历向读者展现了生存的困境，揭示了婚姻生活中的“围城”状态和人生命运。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加之处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一部分人出现了精神危机，并由此产生了堕落的社会文化。钱钟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中糟粕部分的批判，更加深刻彻底。这里，集中体现出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崇洋媚外文化的批判。

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文化统治，虽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民主革命的兴起，在滚滚的历史车轮中，封建社会已经荡然无存，但是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文化依然存在。钱钟书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上，特别是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问题，批判的更为睿智，也更为深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交汇地，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是出身于传统的封建家庭，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后又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方鸿渐的眼里，上海拥有的只是表面物质的繁华，内在精神却丑陋不堪。他归国回乡的第一印象：“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就连婚姻大事，也要请算命先生算八字支配，礼教的约束仍然无处不在。就连代表文明新象的现代大学，也难免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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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方鸿渐在一次演讲中提到“鸦片”、“梅毒”等词语时，引来的是惊恐、大笑和卫道士的侧目不安。更有甚者，像李梅亭竟口口声声喊出“严于男女之大防”，三闾大学导师制规定“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等，深刻揭示了封建文化的迂腐。

对传统文化特别是近代文化体现更为深邃的是对崇洋媚外文化的批判。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现实环境，特别对知识分子而言精神创伤更为严重，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精神上都患着很深的崇洋症”，学国文的竟然也要出洋深造，这听起来就非常滑稽，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病态的社会中，学问本身并不重要，镀金的洋字招牌更能引人注目，受到人们的尊重。留洋归来的方鸿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诸如曹元朗、褚慎明、韩学愈之流，甚至靠买到的假洋博士名号拿到大学教授的头衔；靠白俄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进行欺骗；更有甚者，连美国洋行买办张吉民把能说几句英语当成一种炫耀的资本，并幻想给自己的女儿找个洋博士，这些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崇洋媚外的心理是多么严重。钱钟书在小说中以一种嬉笑怒骂的姿态，对这些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进行嘲讽和批判，更对当时的文化背景下，病态的社会和畸形的人格精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三、西方文化的批判

钱钟书以其敏锐的思维和独特的眼光，将批判的矛头同样指向了西方文化。钱钟书深谙西方文学，造诣颇深，对西方文化更是了如指掌。《围城》对于西方文化虽然没有直接正面的批判，但是细心的读者和批评家会发现，这是一种隐形的表达。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和个人主义文化的批判两个方面。

作为西方的正统文化，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信奉基督教的鲍小姐，本应该遵守基本的行为准则，但是我们却看到了极为讽刺性的一面。鲍小姐本来已经订婚，却表现的水性杨花，在回国的轮船上勾引方鸿渐，并与其发生了性关系，这本身就犯了《圣经》“摩西十诫”中的“不可奸淫”的罪行，但是对于信奉基督教的鲍小姐来说，心理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另一处对于西方精神堕落的描写，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借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一样，言行举止和气势大不一样，与几个轻佻、放荡的德国犹太女人调情。这些都是作者对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中败坏的精神道德所采取的一种含蓄的批判态度。

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从主人公方鸿渐身上可见一斑。作为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方鸿渐对于西方文化多少有所了解，所以才敢在演讲中大胆地将题目定为《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极其检讨》，将“鸦片”、“梅毒”等丑恶的东西说成是刺激西方文学天才美好的东西。由此可见，方鸿渐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显示出无视礼教、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特点。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个人主义，但是过分突出，就会给人造成一种丑陋的感觉。方鸿渐在明知道鲍小姐已经订婚的情况下，禁不住诱惑，仍和她逢场作戏，最后假戏真唱。这些其实都是作者对于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一种批判。 四、知识分子文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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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围城》成功塑造了方鸿渐一类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深刻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围城》所写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末的人和事，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当时中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现实。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动乱的年代，知识分子表现出没有半点责任感和危机意思，由此产生的不学无术、弄虚作假、道德败坏等丑恶现象，作者对此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以方鸿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留学欧洲各州，但是整天不学无术。他在国内从土木工程系转到社会学、哲学系，最后转入中文系才得以毕业。机缘巧合，获得去欧洲留学机会后亦是如此，四年中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全无心思专研学问，临近毕业连个文凭也没得到，最后只能花三十美金从爱尔兰人手中买了美国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此外，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则表现出更为让人厌恶的弄虚作假的事情，方鸿渐、韩学愈等人买了假博士文凭；苏文纨的博士论文无耻地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褚慎明靠给世界各地著名哲学家写赞美信的方式，以获取他们的回信作为吹嘘自己有学问的资本。知识分子的种种弄虚作假的表现，跃然纸上，历历在目。作者对于知识分子道德层面的批判亦毫不留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以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为首的大学教授、当权派，不在于教育学生，不在于专研学术，而是一味搞权术、玩手段，最终落得没有良知的骂名。钱钟书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来刻画方鸿渐，描绘这类丑恶的形象时，批判意识也更为强烈。 五、结语

钱钟书站在社会、人生的高度和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形象时，更多凝聚了作者的反思和文化批判。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西方文化的批判，甚至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批判，总能给人一种反省的意识，加之钱钟书丰富的学识和幽默的语言，使得文化批判的意义更为深远，也更为长久。

参考文献：

[1]王卫平.东方睿知学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田蕙兰，马光裕，陈可玉.钱钟书、杨绛研究[M].武汉：换种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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