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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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教育起源与学校产生较早的国家。据古籍记载，董仲舒认为在五帝时代，我国已有名为“成均”的学校，现在看来只能视为有关学校萌芽的传说。我国正式的学校，则产生于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后的夏朝。 夏朝已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庠，是养老与教育兼施的机构；序，则有明显的武士教育的特点；校，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军体性教育机构。

商代的学校除“庠”、“序”之外，又减少了“学”和“瞽宗”。“学”涵盖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就是学校教育成型的标志，“瞽宗”，建有专职的教师，就是传授礼乐，催生士子的专门机构。商朝学校尚无大学、小学之分后，教育内容以宗教和军事居多，还要展开念、写下、算是的教学。

西周教育集前代之大成，初步具有了学制系统。分国学与乡学两类。国学为中央官学，乡学为地方官学。国学分大学与小学两级。乡学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只设一级。西周官学划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种类型，影响深远。大学分为五学，即所谓“成均，上庠、辟雍、东序、瞽宗”；五学并举之规模，在世界教育史居领先地位。

秦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导致学校教育的退步和爆冷。汉武帝时创办太学，标志着我国封建制度官学制度的奠定。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官学存有大学性质的太学，存有特定性质的鸿都门学(相等于文艺专科学院)、四姓氏小侯学(外戚集团创立的贵族学校)等。地方官研习按行政区划，分别成立学(郡国成立的，中学性质)、校(道邑成立的，中学性质)、庠(乡成立的，小学性质)、序(共聚成立的，小学性质)，其程度尚无多寡之分后。

我国封建官学制度发展到唐代，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古代官学不仅依行政所属可以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而且依学校的性质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专修儒经的学校，如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等。有专科学校，如直属国子监管辖的律学、算学、书学是大学性质的专科学校，太医署所辖医学校，太卜署所辖的卜筮学校，司天台所辖的天文、历数、漏刻学校，太卜寺所辖的兽医学校等，均属职官性的专科学校，地方府州大学中，也设立了医学科，在普通学校中开设自然科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称为实科学校。在欧洲，直到l7、18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出现这类学校。而我们国家，早于欧洲一千年，在唐朝就创立了实科学校，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还有特殊学校，如弘文馆，以详尽图籍教授学生，崇文馆，以经籍图书教授学生。总之，多种形式办学，是唐代官学一大特点。

封建制度官学随着社会的行进，坎坷地发展着。宋朝官学对学生入学资格有所收紧，明朝国子学的教育对象更为不断扩大。宋代加设武学与画学，学校类型不断减少，唐代以后，官学的教学内容不断减少，南宋至清代，《四书》已沦为关键的教材，史学与文学内容也有所增加。


明朝中叶以后，封建制度进入了衰败没落阶段，封建官学制度则沦为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曾遭到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与教育家的抨击。至近代，革命的洪流，终于将封建官学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使我国教育进入了新阶段——私学。

古代私学源远流长，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已见到端倪。私学做为一种教育制度，则就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蓬勃发展的。

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是私学的初创阶段，成就最大的是儒家，其次是墨家。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伟人。其门生弟子多继承他开创的事业，私人讲学授徒。子夏办学颇有成就，所培养的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皆“为王者师”。孟轲所办私学也盛况空前，“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墨子·公输》中，墨子自称有弟子三百人。墨家私学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其纪律严格，弟子为义战而死，视死如归。

战国中期，诸子纷起，发生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之学，大大多样了我国私学的内容。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历史，私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程度而言，可分两级。蒙养教学与经师讲学，前者相当于中、小学，后者相当于大学。就主要形式而言，可分三种：经师讲学、蒙养教学和家学传授。

汉代经师讲学之风很丰，东汉更为兴旺发达，学生人数远远少于太学。两汉私学门下，存有不少知名的.大师，马融、郑玄等即为最出名者，他们的弟子常有数百上千人。郑玄就是一位极负盛誉的教育家，他在战乱中，桑泰20余年，及门弟子不出数千，着录弟子万人。等他死去时，“自郡守以下受到业者，缭缓前往可以千余人”。黟从郑玄的生平可知汉代私学之一斑。

隋唐之际官学繁荣，私学也颇发达，隋朝大儒王通，为著名的私人讲学者。宋代私人教学极为发达，著名讲学者有孙明复、胡安定、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等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以救国仁民为宗旨，一边着书立说，一边讲学授徒。

封建制度官学制度中，通常不包含蒙养教学，此项教育任务，多由民间私学分担。汉代蒙学谓之“书馆”；其师称作“书师”。唐代蒙学亦存有村校之表示。蒙养教学至宋代日益完善。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学教本为“三、百、千、千”，即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宋元蒙养教学之所，存有乡校，家塾、冬学等名称，设置广泛，据传“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宋代蒙学十分重视学诗作对。据古籍记述，宋代诗人苏轼曾测试过一农村蒙学八岁小童孙仲益。苏轼出题曰：“衡茅稚子璠玙器”，孙仲益立刻对曰：“翰苑仙人锦绣肠”，苏轼大加赞许。这一轶事，充分反映了宋代塞学学诗作对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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