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那些小人物和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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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那些小人物和边缘人

作者：李翰廷

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8期

在浩如烟海的史册典籍当中，可以称得上是“独唱”的，无非是太史公的一部《史记》。而究其原因，恐怕并不仅仅凭借它独树一帜的“叙事时间模式”、“叙事艺术”以及“文学视角”来定取。如同大多史传一样的是：不乏有王侯将相的“世家本纪”。但是我们更可以发现其中更有盗匪异侠“种种列传”，不仅如此，在我们熟知的一些大历史、大事件、大策略中还时常穿插着“寻常巷陌”的百姓琐事与边缘人物。梁任公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篇，似乎也自然地落进这一窠臼。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也曾评价过《史记》 ，称之为：“千古之绝作”。其更为《史记》评过这样一句公道话：“ 《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

所以《史记》在文学视角，尤其是在评价人物的视角方面，确是“千古之绝作”。他并不像二十四史中的大多数篇目，完全成为“一家之谱”，完全成为帝王、侯爵的“一部舞台剧”。这其中重点突出的就是两部分，即：“小人物、边缘人物” 。

提到史传，我们往往想到的是英雄人物的传奇，一些大历史事件与寻常百姓似乎并没有关系，成了“二十四姓之家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史记》则更注重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作用。《史记》中明确的体现这样一个概念：小人物并不等同于下层人物。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些下层出身的英雄人物， 如陈平、周勃、陈涉等，他们不能划入这一范畴。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曾出现过一名常在河边漂洗衣服的老妇人，是为漂母。淮阴侯韩信少时落魄，无以为生计，统兵“多多益善”的才华不得施展，于是常常在河边钓鱼。有一位漂母，见他饥寒，便将自己带的饭分予韩信。韩信自言，他日必报答恩德，但漂母却回答他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漂母的这一番话，表面上虽是拒其报恩，其实隐含着一番对落魄韩信的激励，希望他重新振作，毋忘身肩大志。虽然在历史上，漂母这一人物的由来、原型是无从考证的，是早已湮没在历史尘烟中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史记》当中的这一情节，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于“小人物影响大时局”这一观点的肯定。在《史记》中，还有一些无名无姓、无声无息的小人物，与前文不同，他们并没有具体地体现出复杂的人性与智慧，而是成为了另一种更重要的政治符号、民心形象。 如在《项羽本纪》中田父、乌江亭长的形象，令人深思。前者田父作为反意符号， 象征着历史、民心对项羽的否定。后者乌江亭长却泛舟相救， 同时又体现出一世豪杰的人格魅力，则是对项羽的肯定。这一正一反，一害一迎，其实构筑了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模型，既抽象又充分。全面地概括了“项楚政权”在民心向背中的不同价值导向，也概括了项楚政权在楚汉战争中的成败得失，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史记》的又一出色之处：人心向背，并不以长篇大论的一家之言来佐证。一则可免”孤证不为证”的缺失，一家之言不可信。二则写小人物、普通人的行为来侧面论证，深刻而引人深思。同时，《项羽本纪》中项羽最后自刎时的长叹“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荒谬也得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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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边缘人物，即是不能为正史所容者，大多是“匪、逆、叛”之流。这一类人物在大多数正史中都是以反面形象存在的，大多是脸谱化的愚昧、丑恶、奸邪的嘴脸。这种手法却不免有主观之虞。

然而，在《史记》中我们却看到诸如《陈胜列传》、《韩王卢绾列传》、《淮阴侯列传》等。如韩信、陈胜等人，至今历史对其评价仍有分歧，但《史记》却为我们重新构筑了这些非传统、非主流色彩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与老吏侯嬴、市井屠夫朱亥、魏王宠妾如姬、赵平原君、赌徒毛公、酒肆薛公这些“边缘化的人”交友之事，司马迁笔下的一幅幅场景说明了真正的能者不仅在于世家大族、位高权重之阶层， 一些边缘化的人物往往倒是饱学大勇的无双国士。当然正是同样有勇兼智的信陵君给了这些“边缘化的门客们”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和舞台。究其为何？ 我想一方面是由于他以仁爱的儒家情怀信仰来养士， 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于笔下的“边缘化人物”的着墨与刻画。我们试想，如果仅仅是历史之实，而记传之人无心记载，甚至对这些人持鄙夷态度。那么我们怎么会在后世发现这些“边缘化的人们”呢？

这些人当中，侯嬴乃是垂垂老矣的七旬老人；朱亥乃是委身市井的一介劳力武夫；毛公、薛公则是独处世外、无心问政的隐士，但他们都同样地聚集到了一个人——信陵君门下。尽管他们身为人士门客，各自为信陵君效力的时间也是长短不齐， 可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并无沉醉于达官功名之意，而信陵君却为他们提供了与那些积极入世建功的人一样的机会，可以说是信陵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由边缘进入主流”的机会。而我们应发现的是，只有司马迁在这些边缘化人物的身上着墨落笔，细致描摹，才使得后世之人真正了解。而在史记中，信陵君的那一幕幕大驾屈尊、盛宴相引、乐善好施都被《史记》的“如椽巨笔”记入史册，这些人被信陵君直接牵引进这个主流价值圈子。侯嬴“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朱亥毫无畏惧椎杀将军，毛公薛公与公子交游“甚欢”，诚意“往劝”。

在如何对待边缘人物上，司马迁和信陵君是站在同一阵营的，他们共同代表了一种强大的人文核心价值，也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对“边缘人物”的理想，对贤达名士的期待，希望统治者能如信陵君一样，不拘一格降人才，发掘各种饱受冷眼与热肠的人才。 这部《史记》正是出于“凝聚各个阶层的人文精神根基”来著述立传。

至今仍记得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而“小人物、边缘人物”却大多乃是倜傥非常之人，正是这些个性十足、栩栩如生的人物构成了史记的主体。 《史记》笔墨精炼，但是对于这些小人物、边缘人物却总是抱以浓墨重彩、多角度理解的笔法去描摹。 这也正是《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缘故，不以“富贵世家者”之荫功而著述，而以“倜傥非常者”之智勇而立传。

作者简介：李翰廷（1993-），男，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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