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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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和灿烂文化的国度，在国家文明发展过程中，教育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催化剂和推进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我国悠久的文明史是与我国悠久的教育发展史分不开的。

我国教育起源于商代中后期。商代奴隶主贵族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弟，巩固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建立了序、庠、学、瞽宗等学校，教师由国家职官兼职，教学内容以宗教和军事为主，此外还有伦理和一般文化知识。序是讲武习礼的场所。学有“左学”、“右学”之分，左学即下庠、小学，位于国中王宫之中；右学为大学，设于西郊。殷商卜辞中的“大学”是指献俘祭祖的场所，且与宗庙的神坛连在一起，以祭祖、献俘、讯馘、养老为主要职能，以教授有关宗教祭典等礼仪知识为主要内容，但不是具有完整意义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瞽宗本是乐师的宗庙，用作祭祀的场所。祭祀中礼乐相附，瞽宗便逐步变成了对贵族子弟传授礼乐知识的机构。序、庠、学和瞽宗表明商代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学校机制。甲骨文还表明商代学校已进行了读、写、算教学，出现了作为教材的典册。《尚书.多士》中有“唯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句子，说明商代学校具有读书写字的教学条件。同时，“六艺”教育也初露端倪，为西周时期的教育发展开辟了道路。

西周在继承商代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古典教育官学体系，形成当时先进的六艺教育。西周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设立，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乡学则按地方行政区域分设，对象是地方普通贵族子弟及致仕退居乡里的绅士乡官子弟。西周国学教育内容是以礼乐为中心，附以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礼教是有关政治、宗法、人伦道德规范礼仪等知识的教育，在六艺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乐教主要学习宗教祭祀乐舞知识，包括中、和、祗、庸、孝、友六方面，核心是张扬等级观念。射御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包括道德情操、内心志向和技艺的增养。当时射最受重视，射艺的高下常作为士子奖励、提升的标准。书数是有关读写的知识教育。六艺教育的特点是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教师既行教又兼管国家事务。

到了春秋战国，封建经济不断发展，周王室势力日渐衰微，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兴起学在四夷的私人自由讲学的风气，贵族官学从此走向衰落，中国古代教育一次重大改革不可避免。

周礼制和政治统治在东周的崩溃迅速改变了中原政治和文化的格局，各种势力、各个阶层突破桎梏，展开激烈斗争，各种势力都得到了发展，使中国的政治、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迅速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

东周出现了大规模的私学，儒、道、法家等诸子百家各设学堂，各收弟子，所收弟子不在局限于贵族子弟。当时教育界代表人物孔子，所收学生就不限阶级，诚可谓“有教无类”。东周的教育繁荣产生了诸多的教育方法，如孔子的“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的教育方法，在现代教育中仍被使用。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前213年，李斯认为东周天下动乱的根源在于各种儒门学说和私学的存在，向秦始皇建议消灭私学，除《秦记》之外的史书一律烧毁，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不在烧毁之列，要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建议，下令焚书。秦的焚书，是对教育的一次打击，严重摧残了古代文明。虽然秦始皇消灭私学，但私学的体制依然存于后世，一直到中华民国初期还有私学存在，只不过我们习惯上称作私塾。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从此，儒术从私家学者的书斋走进了太学，太学设五经博士，开始以家法教授。儒学由一般学说而被尊为经，即：《诗》《书》《礼》《易》《春秋》5种。此后，历代统治者都把“五经”作为教育中心，作为选拔人才考试的内容。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指定教学和考试教材。从此，“以经术饰吏事”，儒经便与仕途结合起来，国家设太学养士，以经术取士。儒学自从得到政府倡导以后，获得


广泛传播。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利于统治阶级管理国家，但是它制约了人们的思想领域，阻碍了教育内容发展的多元化。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它又是在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极富于艺术气质的一个时期。人的主体意识在摆脱了传统儒学的束缚之后，获得了觉醒，整个文化领域，出现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面貌。文学摆脱了经学、史学的附庸地位，走向独立。从自在走向了自觉。教育思想也在各种活跃的思想氛围中得到了发展。 南北朝时期，科举制度初现萌芽，按门第选官的方式被举孝廉、举秀才等察举方式代替，为后来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直接晋官，参与国家的管理，所以，“学而优则仕”使古代的科举制度成为学生学习的外在动力，也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动力。每一个教师都想多培养出几个“状元学生”，国家也多想选拔一些有识之士。科举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其作为检验教育效果、实现教育目的、选拔人才的一种教育体制，和现行的高考制度所起的作用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到了隋朝，国家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正式确立。隋文帝时正式取消九品中正制，使官吏的任用不再受门第的限制，体现了用人的公平性，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又一大进步。公元606年，隋炀帝杨广开进士科，确立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自此就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方法。

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后，就大力提倡教育，扩充学校。国子监下设国学、太学、四门、书、算、律等，进行学校教育。但安史之乱以后，国子监颓废，直到公元766年，唐代宗时才恢复讲学，但规模已不及初唐。太宗又置弘文、崇贤两馆，就连禁军屯营飞骑也置博士教书。并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还规定学生能明一大经以上者皆得补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遗弟子入长安求学，这也许就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国子监生达8000余人，与现在一些大学在校生规模相当。可见当时的教育已达

到一定水平，依此之见，“贞观之治”的出现也绝非偶然，而是与唐朝的教育繁荣有很大关系。 初唐学校教材以儒经为主，太宗并以儒经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为由，于公元640年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作为全国通用教材。科举制度在唐代继续实行，并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时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宋太祖赵匡胤始行特奏名，首创殿试制度。所谓特奏名，就是那些解试合格而省试落第的举人，累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省试，由礼部特别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并赐给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因为是皇帝特别推恩，也叫做恩科。开宝六年(973年)，赵匡胤为收揽文权，使读书人入仕感激皇恩，在讲武殿亲自复试举人，从此，皇帝亲自复试的殿试成为一种基本制度。宋开宝八年(975年)，科举考试开始有了解试、省试、殿试一整套程序，标志着科举制度在宋初已基本完善。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1369年，朱元璋即下诏命令地方郡县设立学校，并明确规定了府、州、县的规模和学生学习的内容。可见统治阶级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诏书还规定地方培养出来的学生，年资久的，可定期保送到京城国子监深造，也可参加科举获取功名。国子监设在京城，是全国最高学府，其学生叫监生，多为官僚、地主的子弟，主修“四书五经”及典章、律诰等，结业后可直接做官。1735年，又设社学以教授民间子弟，民间子弟通过科举尚可获得功名。这就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教育的不平等性。

公元1370年，因国家急需人才，朱元璋颁发科举诏令，设科取士。明代科举沿用宋朝制度，考试仍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考中者为举人，京师会试考中者有资格参加殿试。三年一大考，殿试由皇帝亲自把关，殿试及格才能被录取为进士。凡考中进士者，即可授官。明代考试内容主要局限于“四书五经”，考试文体通用八股文，虚内容而重形式，因而明代科举制又称为八股取士。八股的出现僵化了人们的认识，阻碍了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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