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朔作品中流浪情绪的形成及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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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朔作品中流浪情绪的形成及体现

作者：王雪萍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0年第12期

摘要：王朔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独特的作家，其作品中有一种流浪情绪触动了现代社会现代都市现代人的灵魂。王朔作品中的流浪情绪与王朔作家本身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流浪情绪在王朔作品中的集中体现就是作品中的“顽主”们。 关键词：王朔；流浪情绪；顽主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20-01

王朔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独特作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朔的出现在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骇然者，有哗然者，亦有欣然者，王朔以一种独特的不和谐的姿态吸引了一大批在现世生活的沉重而寻求解脱、玩的潇洒而渴望理解、玩世不恭却又满怀忧患的人。王朔作品中有一种流浪情绪触动了现代社会现代都市现代人的灵魂。本文将着重分析其流浪情绪的成因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

王朔在《动物凶猛》的开端这样写到：“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在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的标准挺时髦的城市。”这是一种传统的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在过去生活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徘徊两难之情。这是王朔的文人之心，一种置身异乡的归家欲望，作为文人难免会流于风雅，然而王朔大张旗鼓的标榜的流浪情绪却不在此，而是体现在他的“红小兵”的个人成长经历所形成的流浪气质和他的以自我为范本所塑造的顽主身上。 王朔作品中的流浪情绪与王朔作家本身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从小生活在北京城部队大院的王朔，是部队干部子弟，红旗下的蛋，属于当时的“红五类”。在那个特别看重阶级身份的岁月里，不用说，这样的子弟本是有着灿烂前程的，由于年龄小几岁而没能赶上轰轰烈烈的“红卫兵”时代，但毕竟那也是在毛主席“文革”路线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红小兵”，充满着那个时代的“英雄梦”，渴望在将来有所作为。红卫兵和红小兵这两个通常不太在意其差异的术语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点尤其微妙而又重要，对红卫兵和红小兵的个人认同与后来的文学写作行动的走向及其差异关系甚大。简要的说，红卫兵直接充当了打倒走资派、武斗、打砸抢、上山下乡等运动的主力军，是革命的亲历者；而红小兵由于年龄的限制，在当时更多的只能充当旁观者、想象式造反者等角色，至多跟在红卫兵兄长后面敲敲边鼓而已，是革命的旁观者和想象的革命者。因此，王朔便陷入了两种同样狂飙的情绪之中，一面是对如火如荼、光焰万丈的革命热情的向往，一面则是想参加革命而不得的深深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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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的热烈向往，造就了王朔的浪漫主义情怀。曹文轩说过：“浪漫主义者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加偏爱流浪。因为流浪最能实现浪漫情调，满足浪漫主义者的心理上的与美学上的需要。从浪漫主义者永不满意现实、世俗，永不以为有终点与目的地，而总是痴于眺望远方，寻找所谓的‘乌托邦’这一角度讲，浪漫主义者的流浪意识几乎是必然的。”王朔自己曾对那时的革命传统教育及自己凡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清晰的回忆：“从小让我激动的事情都是世界上的大事，没有什么自己的事。偶尔一会儿单相思，喜欢上哪个女孩，老没戏，人家老看不上你，也就算了。我们还有更大的事要做。”这便是因为革命的热烈向往而滋生出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因此，纵使王朔在以后的作品中毫无遮拦的表达了对物质的崇拜和热爱，在他的整个思想的斑驳画卷中，是有浪漫这种底色的。

对革命深深向往却不能参加的遗憾，又造就了王朔对流浪生活的无奈选择。作为红小兵的王朔，虽然精神上得到了替补性的安慰，毕竟是空怀壮志难以施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在想象中参加革命。同时因为他不必像红卫兵和造反派那样限于派性纠缠或“武斗”的漩涡，以及后来作为下乡知青到农村过艰苦的生活，因而就有一种相对的安全感，对革命本身就可能抱有更多的浪漫空想、想象、相应的乐观主义豪情以及更加长久的革命斗志。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他的自我英雄想象——“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其中夹杂着大无畏精神和破罐子破摔的混合情绪。必须指出，这时的“流氓”这个词的外延和内涵都有了变化，它不在是单纯的街头闹事的小混混，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调戏妇女的无赖之徒。有人这样评价王朔笔下的流氓：“这些人都玩得特纯情，特真诚，不同于那些蛮不讲理，动辄喝酒抡板砖的流氓痞子，他们流氓的特别有原则，痞子的特别有风度，还有那么股小布尔乔亚的温情味，玩的潇洒，耍的浪漫。说他们是流氓，那也是王朔把流氓理想化了。” 这些流氓是上一代的英雄，在这些红小兵革命欲望得不到满足时转而面向自己内心的想象中的英雄，他们无知无畏，大胆而狂妄。借助想象才能得到安慰，因为现实状况已经使他们不满，从而产生了“逃亡冲动”，企图去寻觅美好的世界，这种出走的总体感觉就是外面的世界真无奈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放逐自己，寻找自由生活。然而，流浪中寻求确认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隐藏着危机。他们的流浪不是主动寻求，而是被动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渴望永远的流浪，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是在 流浪和流浪所带来的自由中。他们流浪总是希望不再流浪，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因为革命浪漫主义培养的浪漫的先质与英雄想象创造的流浪的欲望，同时因为社会的整体环境的推动，王朔本人与王朔作品都具有一种流浪情绪。王朔现象出现于80年代后期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整个社会处于偏热的浮躁阶段，王朔借助狂热的社会大气氛使流浪情绪更有活力和张力。

流浪情绪在王朔作品中的集中体现就是作品中的“顽主”们。郁达夫曾说，小说其实就是作家的自叙传，王朔这样的作家，也是如此。王朔在作品中，注入了大量作家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早期作品《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与《橡皮人》中的两个男主人公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有着作家经历的某些自传成分。男主人公都当过兵，又都复了员，都在人生和社会的双重转轨之际徘徊游荡。他们见的经历的都已经够多了，该破灭的早已破灭，人生变得越来越实际难以适应又难以选择，空虚迷茫，不满现状又缺乏激情，便不知从何做起。总之，他们在商品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放任自流。被玩主们嘲弄过的知识分子代表赵尧舜曾这样评价他们：“别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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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天到晚嘻嘻哈哈，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呢。我太了解他们这种人，心里特别苦闷，特想干点什么又干不成什么，志大才疏，只好每天穷开玩笑显出一副什么都看穿的样儿，这种人最没出息！”

“顽主”们也因此代表了一种新的亚文化群体，是一批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桀骜不驯的人，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整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还从事一些小的犯罪活动，被社会瞧不起，被看成是“渣滓”，而他们也以同样的蔑视回应社会。他们也想找寻自己的位置，正如于观所说：“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得到某种承认，随便什么都可以。”可是，他们却是一群“素有大志却无计可施的人”，便也只好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没劲也得活着啊”。在主流文化和理想信仰的压迫之下，他们开始无奈的逃离。流浪可以表现为一种逃避方式，本质上即是以主动或被动或是二者兼具的方式远离主流文化中心，自我放逐到边缘处境。因为心灵的无可归依，他们不得不在逃逸放逐中寻找精神的出路。

此处的流浪并不是传统的纯粹的流浪，而是流浪的一种独特状态：逃逸放逐。玩主们对传统的叛逆与恣意妄为、真诚与残忍、欢乐与痛苦，都显示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因此给与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与警醒，在强有力的商品潮流中，王朔提供了独特的关于当下社会的经验和语言。王朔以对自我的放逐为代价，显示出在物质社会中人们精神的无所归依，从这一点上来说，王朔无疑是独树一帜的。

参考文献：

[1]王朔.王朔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127.

[2]王一川.京味文学第三代：泛媒介场中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7.

[3]曹文轩.20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1. [4]王朔.王朔自选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61.

[5]张国庆.“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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