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性社会与功能主义的社会治理观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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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社会与功能主义的社会治理观论纲

作者：孙国东

来源：《社会科学》2018年第04期

摘要：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目标是建构“中国式能动性社会”，即超越“低度组织化社会”和“过度组织化社会”的“良好组织化社会”。能动性社会主要发挥三种社会政治功能：克服“国家拜物教”，守护公共领域、促进国家权力的合法化;抵御“市场社会”，锻造“社会市场”、确保公共益品的非市场化供给;超越“差序格局”，积攒社会资本、培育公民美德。将“统一战线”战略扩展至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建设，有助于建立与中国情境中社会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基础秩序”。

关键词：能动性社会;功能主义;国家;市场;家庭;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4-0016-10

我们应当如何确立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路径？有无可能在西方社会治理的既有模式之外，在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之上，想象和探索适合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规范性理论模式？这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不仅是关涉转型中国社会建设之实质性推进的重大实践问题，而且是涉及我们对中国情境的社会建设进行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的重大理论课题。从一种“内在批判”的取径来看，惟有通过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之政治理想与实践约束条件（结构化情境）的交互比勘，促进两者之间的“反思性平衡”，我们始能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沿着这样的思路，本文拟用“能动性社会”（Active Society）这一着眼于社会之能动功能的学理概念，把握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应是”（What is as it should be）的政治理想或政治目标，并从纵向的历史视角把握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接着，笔者将阐发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治理观”（Functionalist View of Social

Governance），从横向的功能分化视角阐述能动性社会相对于国家、市场和家庭的三大规范性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结合“统一战线”这一党治国家的既定传统和政治战略，阐述在党的领导下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设性路径。 一、“能动性社会”：超越“低度组织化社会”与“过度组织化社会” （一）“功能分化”与“能动性社会”

本文所谓的“能动性社会”，借自于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对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有机社会”（Organic Society）理念的阐释。卡尔·波兰尼把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特别是能把市场“嵌含”（Embedded）于社会的社会称为“有机社会”。这种“有机社会”，麦克·布洛维称为“能动性社会” 参见[美] 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199页。。不过，本文所谓的“能动性社会”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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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是指社会相对于市场要发挥其自主的能动功能，还包括社会相对于国家和家庭要发挥其自主的能动功能。

从性质上看，能动性社会遵循着现代社会“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的运行逻辑，即不仅整个社会的各个功能系统各司其职、相辅而行，作为功能系统的“社会”相对于其他功能系统亦要发挥自主的能动功能。根据社会理论家卢曼的解释，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条块分化”（Segmental Differentiation）和“阶层分化”（Strat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现代社会形成了功能分化的社会运行结构，即各个社会功能系统根据自身的运行逻辑（二元代码）自主地发挥功能。卢曼把现代社会划分为十余个子系统。但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与系统范式最符合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与专事计划与福利的公共行政” J.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Williiam Rehg， tra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p. 353.，因为“系统概念只有在金钱和权力导控媒介已经制度化的领域才具有相关性。惟有在这些媒介形成的关系中，行动者在行为时始会采取客观化的态度” Erik Oddvar Eriksen & Jarle Weigard， Understanding Habermas：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4， p. 97.。换言之，基于韦伯意义上“目的合理性”运行逻辑的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系统）和官僚制（行政系统）是现代社会的两个主要的子系统。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在广、狭两种不同意义上，把握现代社会的“系统”：哈贝马斯所界定的狭义“系统”，即基于目的合理性逻辑运行的系统，即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广义的“系统”，还包括具有自主的社会功能、但不严格按照目的合理性原则运行的其他社会功能系统，如社会系统、家庭系统、法律系统、科学系统等。其中，前者有助于我们把握“系统”的准确含义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病理（如哈贝马斯诊断出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后者则助益于深入把握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运行逻辑，进而有助于我们定位各个社会功能系统各司其职的恰当关系。

就中国情境的社会建设来说，就像在其他社会情境一样，“社会”作为功能系统本身主要与行政系统（国家）、经济系统（市场）相关，表现为社会相对于行政系统或经济系统要发挥“市民社会”（葛兰西、阿伦特、哈贝马斯等）或“有机社会”（卡尔·波兰尼）的自主功能——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中国论者（特别是政治学论者）格外关注的方面。然而，要想深入把握中国情境中社会建设的历史课题，我们还必须引入另一个社会功能系统：家庭。

本文来源：https://www.dy1993.cn/KMb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