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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出发,何时都不晚》励志演讲稿
尊敬的朋友:
我还是讲一讲刚才撒贝宁提到的那个电影,当时剧组在选演员的时候,本来选的另外一个演员来演这个孟晓骏,那个演员据说就是黄渤!后来我说:“黄渤!!!”然后那个剧组的领导说,看了我一眼说:“黄渤比你不丑到哪里去啊。”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真实形象是什么,居然不如黄渤!
我要讲的题目叫:“出发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个题目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无比地适合。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一生都是许多迟到的参与。我对自己人生每个阶段,我都不是很满意,总觉得有问题,但是回过头来看呢,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些问题,这些失误甚至叫错误,导致了阴差阳错的某种幸运的结果。所以当你自己觉得倒霉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丧气。因为更大的倒霉会接踵而至,两个倒霉加在一起呢可能就是一个幸运,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90年我在嘉兴二院做实习麻醉师时,曾发生一件非常轰动世人的事。一对江西农民夫妇抢钱被抓了。这对夫妻用什么方法抢钱呢?用麻醉药,把麻醉药装在打火机里,由男的走到客人面前,一边假装问路一边在客人鼻子边打开打火机,客人不自主地吸进了挥发性麻醉药,意识消失。然后女的走过去下指令:“先生,请把钱包给我,请打手表交给我。”抢完后立即走人。等麻醉药性过了客人清醒后,他们早就逃之夭夭,屡屡得手。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客人,他们如法炮制,结果在拿钱包的时候,客人醒过来了,一把抓住他们,把他们送进了监狱。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们不是麻醉方面的专家,不懂什么叫剂量。如果是我去抢钱,一定可以成功,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块头起码要喷三下才行。
然而,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
怎样才能做到呢?首先,我要为每一天、每个星期、每个月、每一年、甚至我的一生确立目标。正像种子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破土而出,发芽长叶,我的生命也须有目标方能结出硕果。在制定目标的时候,不妨参考过去最好的成绩,使其发扬光大,这必须成为我未来生活的目标。永远不要担心目标过高。取法乎上,得其中也;取法乎中,得其下也。 看了这句话, 由不得要问:中国生产力创造的黄金时代是落在哪个区间了呢?它与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国际上的发言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财富、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人类历史再往前推516年,在“西半球不知道东半球,东半球不知道西半球”的那个漫长时代,古中国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强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但由于时代所限,祖先们没怎么在国际上发出过声音。
2020年的时候,新东方上市我去了纳斯达克,那天早晨我是第一个到达华尔街的。华尔街是一条很小的街,墙街。然后我走到那去,我心里在祈祷本·拉登如果要来攻击美国的话,最好今天不要来,否则一来的话,我们的上市就要推迟了。
上市对一个创业者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它既是你过去奋斗的一个终点,更是你未来梦想的一个起点。所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事业达到了顶峰,但是接下来的事,我完全没想到,我作为早期的创始人因为种种原因必须下车。那么可能很多人认为太好了,你既有钱又有时间对吧,又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这个时候似乎你做什么都可以。 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富裕安康,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艰苦能磨炼人,创业能造人。青年一代的我们,只有做到艰苦奋斗,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才能真正地做到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为祖国奉献青春,这是当代青年最嘹亮的口号,我真心地希望,这不仅仅是口号,更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旗帜!
但是我陷入了一个低潮,为什么。因为我整个人生最宝贵的岁月就是1996年到2020年,新东方十年。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激情和梦想啊,都倾注在这个事业里边,日日夜夜的和俞敏洪,王强,吵也好闹也好,笑也好哭也好,那个真的是人生最最美好最最充实的时刻。
突然之间失去了这一切,我依然可以跟老俞王强吃饭,喝酒,聊天,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一个叫做需求来共同来商量新东方的战略,新东方的愿景。我想我可以重新出发离开珠穆朗玛峰,还可以去北极,还可以登南极,还可以去征服五洲大洋嘛!
就在这个时候呢,许多上过新东方的同学,很多都是学成回来的来找我,徐老师,我上过新东方,我说:“挺好!”他说这个还不够好,我还要你支持我,我说:“我支持你,支持你干嘛?”“支持我创业,”他说:“口头支持不够,你要给我钱!”我说:“我凭什么给你钱?”他说:“我当年给过你们钱!”
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郁闷中开始的一个事儿让我走到了今天,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天使投资人。这个中间的艰难,曲折,亏损对吧,这个脸上强颜欢笑给人家钱心里流着血,对吧。想这个钱又回不来了,这种时候有很多很多,但是呢,我认准了这条路,因为我知道我们能够创造新的奇迹,能够创造更多的中国梦的实现!
在我的每一个生活的转折点都有危机潜伏,我是在1983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北大的。在那儿认识了俞敏洪,王强,有时候我会说还有李克强。但是我去北大的时候,我已经整整27岁了,我18岁的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你想想18岁求知欲那么旺盛却没有大学可上,人生该多么地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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