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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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

作者：王全权

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2期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南京林业大学主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科学技术哲学论坛”，于2009年4月11～13日在南京林业大学隆重召开。会议共收到论文120余篇，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科学、技2-与公共政策的相互作用

本专题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从科技强国与公共政策的关联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技已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发展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事业，科技资源既是财富源泉又是公共品，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前提。迫切需要公共政策对科技发展以支持与调节，进而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段伟文从哲学的层面对科技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指出，科学的现实形相是一种有效的知识行动体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为科技制定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必须面对从专家决策到社会参与、从专家知识到社会抉择、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等一系列思维方式的转变。重庆大学何跃认为，当代科学和技术已成为一种统一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建制，科学、技术与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充分认识和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对于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辽宁工业大学艾志强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探讨了哈贝马斯拯救技术化统治的民主进路。他指出，哈贝马斯将技术放在民主对话的实践哲学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即建立一种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东南大学赵志成重点论述了技术发展的政治调适，认为技术发展每一个方面都受政治因素的调适。 另外，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张卫良、蒋美仕就科技基础平台的国内外建议问题进行了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林坚就科学技术与教育的相互作用作了探讨；其他代表奉公、王耀德、王雪峰、闫泓多、秦泳红、杨煜、郭微微、李锐、冯艳、张云霞等还就三农科技政策、科技项目管理、技术流变与公共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主题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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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决策与生态文明建设

与会专家就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决策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论述了生态文明视域中科学的自然转向及政策抉择问题。指出科学的实验建构和理论建构使得“自然科学不自然”。正是自然科学的不自然性，使得科学的技术转化成为可能，并成为工业文明的基础，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反自然”的特性。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使科学更多地回归自然：加强面向自然的科学建设；复兴博物科学的传统；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让自然做科学的最终裁判者；建构后常规科学的决策模式。南京林业大学王国聘对科技创新的环境价值定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传统科技的狭隘人类中心的价值预设，导致其反自然的发展方向，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负面效应。当代科技创新必须进行环境价值定位，在科技活动的价值追求中纳入保护自然和建设自然的目标。东南大学吕乃基重点分析了金融危机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目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中国如果通过科技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化。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李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树立“深绿色”理念，实现生产高效、生活高质、生态和谐的“一体两翼三赢”模式，将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早日建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会议代表杨水呖、黄涛、唐晓岚、程波、窦立新、严雅芬、孙之星等还就城市建设中的环保对策、地方政府科技决策中的生态责任、欠发达地区水污染防治以及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科技合作对策等进行了探讨。

三、科技风险、评估与决策

科技风险是当今科技哲学和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本次论坛关注的热点问题。江南大学商学院吴林海重点讨论了食品科技风险与安全问题，认为技术的局限与制度的缺失隐含了食品新技术的不安全风险，道德失范扩大了食品新技术的不安全风险。解决的主要途径是从技术创新、制度建设、道德规范等三个层面进行。中原工学院毛宝铭探讨了科技风险治理的范式转移问题。指出现代社会的科技风险问题集中反映了社会的治理危机。强调风险治理必须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来进行思考，并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北京交通大学邬晓燕系统探讨了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问题，从内部考察，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表现为伦理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心理风险和价值评价风险；从外部考察，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体现为威胁人与自然的关系，制造新旧技术文化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导致以技术转移和技术入侵为基础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我们应当从技术层面、建制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整体有机地防范和管理技术风险，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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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杨会丽提出并分析了专家主导科技公共决策的问题，东南大学魏晓燕对我国科技风险研究进行了分析，东南大学朱敏重点进行了技术风险量化理论的价值论分析，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王芸、蔡永海探讨的重点是技术引发的生态风险伦理问题。其他会议代表还分别就“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农业技术应用风险控制”、“科技风险伦理探析”、“科技风险的公众认知”等进行了探讨。四、“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专题 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也是本次论坛热议的话题之一。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韩跃红认为，公共政策的质量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合理性，食品安全、工程安全事故启示人们从伦理视角审视现行政策。应该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的生命伦理维度，促进生命伦理观念向公共政策渗透。中南大学蒋美仕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经济基础及其利益驱动、价值观念及其目标选择、制度设计及其现实运作、行为后果及其评价机制等宏观社会层面的环境影响，构成了引发科研不端行为的外部拉动力量；而微观个体层面的科学家、中观组织层面的专业共同体及科学界，则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的内部推动力量。广西民族大学高剑平等重点探讨了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与当代社会重建问题，认为工具理性的技术作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手段与初衷，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其对立面，产生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要超越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人类必须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人性化技术，重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南京林业大学刘海龙提出了人类遗传资源研发应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原则、无伤原则、公平原则、正当原则等伦理原则。郑州大学教育学院赵培军、王国领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公共科技政策形成与实施要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一致，必须结合代际伦理的需要，形成与实施既能够满足自己发展需要又能造福子孙后代的公共科技政策。南京林业大学牛庆燕则试图从科技决策的价值选择的角度来破解“科技理性”的伦理困惑。科技规划的制定与科技决策的施行理应引进公众参与机制，推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弥补科技理性发展的不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对接，建构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叶豪芳、娜仁以水库开发项目中的移民政策为例，系统论证了以人为本是科技政策的伦理基础。

除此之外，会议代表陈建新、刘海波、万小龙、刘高岑、李浙生、刘长明、于波、刘永谋、徐治立、刘劲扬、涂明君、郭晓东、薛桂波、胡长生、王海云、曹昱、史晓静、朱克军、陈晨等还对科技发展与方法创新、科技决策与公众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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