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到底形成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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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到底形成于何时？

“四书五经”作为一个专有称谓到底形成于何时呢？当前，一些学者对此看起来缺乏一个准确的认识，因此在研究著作中往往因此而表述错误，现举几例：

董仲舒以后，愈演愈烈的谶纬迷信导致了儒学的奇异化和宗教

化……因此孔子成了受天命垂式法的万世教主，四书五经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儒学被说明成通天地鬼神的圣人为汉朝预作的制度。（《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第75页，李宪堂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因此，先秦儒家要紧是指先秦诸子中的一个学术派别，其思想萌

芽于周公，其要紧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其要紧经典作品是《四书五经》。（《道德的基石——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论》第49页，唐贤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这些作者在研究先秦和汉代思想时，都想因此地将“四书”与“五

经”并称，但都忽视了“四书”与“五经”形成于不同时代的事实。

第一来看“五经”。所谓“五经”，本来是“六经”：诗、书、礼、

乐、易、春秋。六经的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流，孔子专门注重古代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他将古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分别进行改编和整理，编成“六经”（严格地说，那个时候还不能叫“六经”，因为“经”是相对“传”而言的，而传的显现则更晚，故称作“六艺”更准确）。孔子编订六经为储存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杰出的奉献，此后儒家纷纷以六经为经典教材，世代相授。但由于《乐》没有储存下来，故到汉武帝的时候只设立了五经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自此，五经升格成为官学。因此，这一时期还有今古文经学之争以及经学与谶纬神学的问题，但“五经”的称呼最早应该是汉朝设立五经博士以后，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其次看“四书”。四书分别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四书中的《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集，在西汉中期因张禹的传授就差不多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而《孟子》一书虽在汉代有赵岐作注，但


一直被视为子书，未被列入经。到唐代，佛老盛行，韩愈叹道统失传而推崇孟子。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请依古察孝廉，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州试其所通之学，送于省。……。《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新唐书•选举志上》）可见，《孟子》一书到唐代差不多开始向“经”转型。北宋时，二程推崇《孟子》，但李觏等贬低孟子，关于孟子能否配祀孔庙在神宗时曾有过争议，“诏封孟轲邹国公。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请春秋释奠，孟子宜与颜子并配。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官言：‘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宋史•礼志八•吉礼八•文宣王庙》) “辛酉，诏颜子、孟子配享孔子庙庭。”（《宋史•哲宗一》）这场争议后，孟子也得以祀孔庙，《孟子》也在宋儒的推崇下最终列入经。

而《大学》、《中庸》两书在汉代全然没有单独成篇，只是作为《小

戴礼记》的两篇而已。唐代的韩愈推崇《大学》，故将之独立出来，韩愈的学生李翱推崇《中庸》，把《中庸》独立出来，此后一直到北宋，“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因此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穿，无复余蕴。”（《宋史•道学传一•序》）由此可见，二程专门注重《大学》和《中庸》，将之与《论语》、《孟子》并行，这确实是“四书“的雏形。南宋时，朱熹则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推崇《大学》、《中庸》，连续将之与《论语》、《孟子》并列，并对四书分别作注。他对《大学》的经传进行了区分并重新编排了章节，认为《大学》中说明格物致知一章的内容亡佚了，故“间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至于《中庸》，他认为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尧舜相传的十六字诀为传道心法，乃《中庸》主旨所在。朱熹花了大量心血为四书作注，也正是从朱熹始，“四书”作为一个特定指称开始传播，并得到官方认可，“己巳，诏：‘朕观朱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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