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放与形而上之美：晚明与魏晋个性解放的异质性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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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放与形而上之美：晚明与魏晋个性解放的异质

性蠡测

魏晋与晚明作为中国个性解放史上的重要时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相较于魏晋士人以“魏晋风度”载入史籍的或群体、或个体的个性解放的主潮，晚明文士赓续魏晋士人个性解放的传统，诸如唐伯虎、袁宏道等人堪比魏晋名士，①但是由于晚明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异化的政治生态、畸形的科举文化等诸多方面相异于魏晋社会，晚明文士的个性解放显现出新质，尤其是晚明文士唯美-颓废审美风格所代表的文人文化，藉由人欲天理化的方式肯定感性欲望的合法性，不断消解占据宋明文化主流地位的程朱儒家的政教合一的伦理美学传统，从而形成晚明社会普遍性的个性解放之潮。 一、贵族与市民：魏晋与晚明个性解放的主体身份殊异 关于魏晋与晚明的个性解放，学术界聚讼不已的问题是人之觉醒的内涵，②但是如果以“谁之觉醒”的主体性的追问方式，那么则更能阐明魏晋与晚明个性解放的含义及其差异。

揆诸中国“士”文化传统，经历春秋战国之际社会阶层的流动，先秦士人以知识人的身份初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嗣后中国的历史亦随着士人身份的变化而变迁。钱穆曾将中国士阶层的活动分为四期，其认为“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不同。”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61页。魏晋与晚明由于社会文化场域的不同，士人身份的认同亦有所差异。

魏晋士人以士族化的社会形式构成贵族社会。王瑶指出门阀士族的问题是中古历史最为重要的关切。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相较于西汉的士人，东汉士人的数量业已不断增加，从而强化了西汉末年开始的士族化倾向。[美]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2021年，第193～195页。承继东汉士族化的潮流，魏晋士人尽管身逢乱世，但是仍以士族化的方式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晋书·食货志》载述：“而又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79页。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宫崎市定、[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21年。宇都宫清吉、宇都宫清吉批判了内藤湖南关于中国中世史的分期，提出自秦汉以至隋唐为中国中世，强调中世是普遍的贵族统治。参见[日]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第133页。谷川道雄[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21年，第83～100页。等人都将魏晋六朝时期的中国社会称为贵族社会。美国学者姜士彬则将中古中国社会称为寡头政治，而此种寡头政治实际上是贵族制与官僚制的结合。[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等译，中西书局，2021年。

魏晋士人此种士族化的方式不仅秉承先秦以降以道为中心的士文化传统，而且依托此种奠基于经济、政治基础之上的文化资本与庶民相区隔，表现出深具个性解放意义的贵族精神。布尔迪厄指出，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举凡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乃至宗教、科学、哲学以及语言本身，都体现以致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美]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第7页。魏晋士人正是通过此种文化资本的区隔功能，强调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无论是阮籍越礼任诞，所谓“礼岂为我辈设也”，还是王戎钟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抑或是刘伶纵酒放达，所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如是種种的任诞之行作为魏晋士人文化资本的表征，突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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