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中国千年来特有治国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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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中国千年来特有治国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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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18年第04期

“一国两制”并不是近代独创，最早可追溯到北魏，之后辽国凭“一国两制”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之说。作为两岸三地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成功让港澳回归，并已维持了20年的繁荣与稳定。如今，“一国两制”的作用仍不容小觑。 曾打破“胡虏无百年之运”之说

回溯中国古代，北魏占领中原以后，拓跋珪敏锐地感觉到，无论人口、文化，还是生产方式，鲜卑族都比不上汉族。于是，他没有采取武力高压政策强迫汉族退回到奴隶社会，而是让中原封建制度继续存在，凡汉族士大夫“诸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广听意见，尽量采用。他任用汉族文人作官，建立封建的政治机构。平城四郊种田人大多来自中原，拓跋珪采取“计口授田”的封建生产方式。这样，北魏实行了“一国两制”的政策。

“一国两制”的政策在北魏实行了约一个世纪。封建制度的优越性在与奴隶制度的和平竞赛中日益明显，终于导致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北魏经过孝文帝改革，成为一个强盛、统一的封建国家。

公元10世纪下半叶宋辽金时期，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创世纪地实施“一国两制”，统治多民族的辽国并与中原抗衡达二百多年之久，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之说。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被选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阿保机对汉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汉文化的主动借鉴和吸收，推动了契丹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化的政治进程，为以后辽太宗时辽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在意识形态上为“一国两制”的最终确立做了铺垫。 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式从后晋接收了燕云十六州。随着辽的疆域不断扩展，各民族生产方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契丹人的游牧文明与中原汉人的农耕文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寻求一个并存不悖的制度困扰着辽的统治者，也给辽中央的统治带来艰巨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太宗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即“因俗而治”，并确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即实行两种制度，设北面官、南面官，北面官统治契丹人和草原民族，南面官统治汉人（包括后来被太祖征服的渤海人）；南面官采用汉法统治，北面官用契丹旧法统治。南面官穿的都是唐朝服装，软脚幞头、窄衣小袖，完全跟中原一样，官名也一样，令、仆射、枢密使、节度使；北面官还是契丹的旧称，于越、夷离堇，断案的官叫夷里毕，还是这些契丹名字。这就是辽朝“一国两制”的由来。可以说，契丹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地实现了“一国两制”的一个王朝。 成功让港澳回归，并已维持繁荣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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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国近代，慈禧也进行了一次“一国两制”的尝试。1861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当时，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面对这种局面，他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章奏，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它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解放后，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提出了九条对台方针，后来被称为“叶九条”，它是新中国“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

理论基础有了，港、澳问题则成了检验的“试金石”。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时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解决方案。

所谓“一国两制”，即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祖国大陆是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相互长期共存，五十年不变。

“一国两制”的方针除了让港澳顺利回归，还维持了港澳原本的穩定和繁荣。回归18年来，澳门政治稳定，法制完善，经济繁荣，民生改善，形成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而香港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巩固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探索

然而，“一国两制”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却在台湾长期遭到“台独”势力的扭曲与恶意抹黑。尤其是民进党上台执政期间，“台独”势力挑衅“两岸同属一中”底线，削弱“一个中国认同”的文化基础，在岛内威胁和打压“反独”和“促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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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表明两岸根本是一个国家。“岛内政学界提出的联邦、欧盟或大屋顶一中等统一模式，都有先把中国拆成两个国家，再来进行统合之虞，应谨慎对待。”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欣认为，中共十九大后的今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更接近国家的完全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这为推动两岸和平统一指引了明确的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目前，台湾对大陆的认同增加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信心的人也增加了，要及时研究细化‘一国两制’。”澳门两岸与澳台关系学会理事长朱显龙说。

如何继续研究、创新、发展？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认为，无疑的，我们必须借鉴香港经验。台湾问题远较香港问题复杂，故我们应更加周密规划。他建议社会各界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努力深化研究，共同探索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齐心为争取和平统一前景而尽力。

“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这一方略在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历史必将证明，“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也是符合台湾同胞利益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安排。专家表示，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努力深化研究，借鉴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为破解两岸政治僵局作出贡献。要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福祉，促进心灵契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塞北三朝·辽》电子工业出版社，袁腾飞/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2.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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