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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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年来，要说对我影响最深的人，钱穆老先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这不是说其他名家于我不值一提，钱穆老先生的历史观与爱国心以最简单、最纯朴的方式，既像清风拂面又像当头一棒碰触了我一直没有直面的领域，他的语言充满了老人的睿智，平实无华却意味深长。

由于从历史中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博大智慧，我渐渐开始主动接触历史，阅读历史读物，特别是中国几千年来由无数先人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犹有无穷的魅力吸引了我。我以基本的历史常识像海绵吸水般去体会前人的一言一行所蕴含的人生道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并非枯燥无味的。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讲的并不全是历史，还有形影不离的政治说教，这样的历史理应提不起我的兴趣，然而自己偶然之中曲径通幽，从教科书之外去寻找、发现，结果截然不同，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然味道。也唯有自己的主动和积极，才会感受到历史区别于政治说教的真正魅力所在。钱穆老先生，正是我如饥似渴学史道路上一盏需要瞻望的指路明灯。他告诉我：爱国以读史。

《国史大纲》开宗明义，掷地有声地说出钱穆老先生对于学习历史的几点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这种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岂是玩弄手段隐瞒历史、歪曲历史的政治说教所能相比？身为中国国民，如不对本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怎么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又有何资格肆意指责中国的不是，归罪于古人？每当读到此处，我便汗颜不已，时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地对历史上的人物评头论足。如今想来，如此不理性和当初的带着革命目的的宣传有何分别？学习历史者应有客观、理性、不带意气的历史观。“怨妇、泼妇、情妇”三妇心态绝对要不得，这于“读史使人明智”并无任何助益。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我第一本接触钱穆老先生的书，里面包括了老先生对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中国历史上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的演讲。中国之“官僚”，可以从中一窥全貌。

诚如钱穆老先生所言，中国封建社会之政治传统，并非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一笔抹杀。仅凭这一句话，就足以产生醍醐灌顶之效。想想当初的新文化运动，“四反对”和“四提倡”，把中华文化贬得一无是处，主张全盘西化。从政治革命宣传的角度来看，其实无可厚非，时至今日，以客观理性的眼光去考察，政治宣传如果不在事后还原历史的真相，必然会导致中国国民以传统为轻，而崇洋媚外。

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钱穆老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传达出来的如何客观对待中国之“官僚”。

钱穆老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他指出：“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我对此话是深信不疑的。我们作为后人，社会相对以前早已变迁良多、已久，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时代意见”，与时人的“历史意见”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意见”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


“官僚制”可谓是相伴中国历代政治传统始终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制度，它组织了中国封建时期的政府，较为合理地配置了“公共权力”，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从时人的角度去考究“官僚制”便是钱穆老先生在此书中所作出的努力。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有其利弊，以时人的眼光来看，能够维持一两百年的制度必然是一个好制度，虽然在身处民主政治中的我们看来相当不足。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制度与人事是政治的一体与两面，制度是好的，人事可能是糟糕的，制度是有漏洞的，优秀的人事可能足以弥补制度的漏洞。从制度与人事的关系上看，中国之政治制度，绝非革命宣传所说的那样“专制黑暗”。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在当今社会有发挥余热的可能，譬如新中国地方政府组织的省制行政区划就是借鉴元朝的行省制度。 制度的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大成就，三公九卿制度、三省六部制度等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制衡、分工协作的政府权力运作方式，在现今的眼光看来也是一大创举。然则为何中国历史上“人治”现象层出不穷呢？

制度与人事也不总是配合得很好的，制度不可能总是好的制度，人事也会随时变动，如此种种，导致容易出现重“人治”而轻“法治”的现象。长此以往，中国历史上出现“官僚主义”是显而易见的。三省六部制，如若是英明神武的皇帝和一群奉公守法的官员来执掌，国家出现太平盛世理所当然。君主昏庸，官员昏聩，三生六部制必然废弛，国家法度不彰，意志不显，国家上下必然一片混乱与动荡。再好的法度，没有好的人事相配合，于国于民并非好事。

元朝开国仅九十多年，留下的行省制度却为今天的新中国管辖偌大的疆土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用。明朝殿阁大学士按品级应为正五品，却能通过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掌握实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宰相权倾朝野。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名实不符”，其根源并不仅在制度本身上，还有与之相配的人事。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极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似乎只要将他国的制度移植，便能扫除满清余孽的封建残留，迅速发挥后发优势，一跃成为与西方比肩的资本主义强国。历史证明，只顾制度而罔顾人事的后果就是袁世凯窃权、张勋复辟。

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制度的好与坏，一方面要看是否顺应时势的变化，另一方面要看人事与制度的配合程度。政治，绝非简简单单的制度建设所能概括。

“官僚”一直以来为人所诟病，只要与“官僚”二字沾亲带故，就是“同流合污”，不是好的东西。“对官僚这一词，我们当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通俗流行的理解，认为官僚是一种罪恶。这种理解虽然解气，但充满了情绪与偏见，并不利于我们很好地认识与研究这一现象。另一种是分析描述性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客观地认为官僚是一个中性词，描述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与现代生活又是紧密相联的。”（沃尔多）官僚制是组织政府的一种高效的手段，而如何运用官僚制，又在于人事的安排。

作为中国人，熟悉本国历史，才算对得起自己的炎黄血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从生物人生长成为社会人的过程至关重要，决定了一个人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归属感以及文化传统对其凝聚力的强弱。身负炎黄血脉，却从小生长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而对中国传统历史毫无了解的“中国人”，其实是很难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炎黄子孙。海外华侨华人即使身处天涯，远在他乡，如若对故国念念不忘，深怀温情与爱意，毫无疑问是可爱的中国同胞一分子，国籍并不能说明什么。爱国并不排斥对他国文化的了解与向往，界定爱国与否的标准还在于本人对本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是温情与敬意，还是一概抹杀。 对待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不在于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而在于怀有温情与敬意。制度与人事之间小小关系的一次阐述，就是钱穆老先生教给我的第一课。

深怀温情，平实无华，以小见大，意味深长。这是我对钱穆老先生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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