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发的故事》文本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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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小说《发的故事》文本变迁研究

作者：荣昕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5期

摘 要：巴金一生写了短篇小说七十三篇，只有一篇未结集（一九三一年八月载于《文艺月刊》二卷八期的《最后的审判》），本文就《发的故事》版本变迁进行论述分析。 关键词：巴金；《发的故事》；版本变迁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5-0045-01

《发的故事》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初次刊载在《作家》第一卷第二号上，同年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收于《发的故事》，此单行本由四个短篇（分别是《发的故事》《雨》《窗下》《星》）组成，随后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集，由桂林开明书店一九四二年六月初出版发行，后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的《巴金文集》第九卷，最后收在一九八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第十一卷。

以上是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对《发的故事》的几个版本的流变作的大致梳理，以谱系方式呈现如下：

初刊本：《作家》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刊载

出版本：单行本《发的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 再版本：《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集，桂林开明书店，一九四二年六月初出版 文集本：《巴金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全集本：《巴金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在对巴金《发的故事》这篇短篇小说做了以上版本梳理外，笔者还做了细致的校对工作下面将结果展示出来让读者一同体验巴金这一时间里的心理活动及变化。

一九八九年版的《巴金全集》第十一卷收录的《发的故事》与一九五九年版的《巴金文集》第九卷只有一处改动，将文中的“像”改成“象”，这也只是用语习惯正常变化的显示，而其他地方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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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刊本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本《发的故事》相比，加上标点符号有二十来处改动的地方，标点的变动如“我不吃一点东西，连一口水也不喝，”中的“，”变成了“。”小说末尾“任我怎样费力，也做不到了。”中逗号被删，如此等等标点的问题在初刊与一九八九年全集版、初版与全集中有类似改动。除却标点的小幅度更改外，文本具体内容的变动我觉得有几处应值得注意。

一、表达心理状态的描述性用语的大量改动。

这种改动在小说里是数量最多的，有删减的增加的有替换的。对于语句的删除，“他坐在我的对面，望着我苦涩的淡淡笑了笑”删掉了“淡淡”，应是作者觉得“淡淡”多余，与“苦涩”相冲突。除此之外，我发现小说中有近三十处可以说是大句被删除的现象。金猜测“我”不愿见他，“我”予以分辩后的一句“我现出为难的神气，我怕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但看见他没有动气，我又渐渐地静下心来。”被删掉了，金不信，后反问我，作者写道“他好像故意在追逼我似地，他说这话，”改成“他又说。”“我极力忍耐。”、 “使他不要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些都是表达“我”内心主观感受的句子，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主观性太强的文章容易让人猜测，引起不必要的政治上的麻烦，所以在收入后面集子的时候作者作了这方面大删改。还有关于金的心理内容表达的句子，如“他的淡漠和冷静有些动摇了”以及“我”对身为朝鲜战士的金表达感情的语句如“我对他起了更深的同情”也都被删除。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金对关于“我们”对他们那类人的看法的句子“我有时只想做个和你们一样的人，也不能够。连你们的人也看不起我，讨厌我，好像我们这种人就不是人一般”在收入选集和后来全集里时都被删掉了。

巴金在《序》中提到“这是在百忙之中仓促写成的四个短篇，但是我自己爱它们”。我常常听见一个声音：“我要给你们人晨星。我相信我终有一天会看见晨星的。”作者通过《发的故事》反映进步青年蕴存于心的屈辱和愤怒，在后来收入的集子中通过删减低沉情感类表达的句子歌颂他们决心把青春和精力献给民族解放运动的壮举，表达了作者深沉而又充沛的进步豪情和世界范围内革命者之间的纯真友谊，展现了不同国度人民的爱国热情。 二、文本中地名的变化思考

《发的故事》是一篇回忆录性质的小说，文本中出现两处关于地名的描写，这两处在文中以衔接方式存在，然而版本衍流中的变动却很奇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望着金，想从他的脸上看见从前他经历的一切，这时金发问说道六年前“我们”几个在“北京”“**公寓”的事，一九五九年的《巴金选集》和一九八九年的《巴金全集》里“北京”改成“北平”，公寓名字明白具体的写了出来。我大胆推测，按初刊本计算，作此文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六年前”就应是一九三零年，而这篇小说本是回忆性质，则可推测，此“六年前”一定是一九三零年前不久，据中共党史，一九三零年正是红军围剿前抗日的筹划阶段，处于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在南京而非北京，因此这时北京称为北平，一九三六年政府迁都北京，北京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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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称为北京。初刊本中公寓名称的模糊后的集子里反而写明全名，我想不是作者记忆问题，而是有意为之，在当时把公寓名称写清楚明白肯定会招致大家好奇可能还会引起调查，加上当时的政治敏感度较高，所以容易惹事上身，而后面时隔已久，写清楚明白反而能增加小说的真实度。

三、小说文本结尾落款时间的变动

开明书店一九五一年七月版一卷本《巴金选集》在《雨》的文末注曰“一九三六年——《发的故事》”，《巴金文集》两卷本《巴金选集》等均误为“一九三六年三月在上海”。其实，《作家》初刊本的文末就有“四月四日，一九三六年”的准确登记。于《作家》第一卷第二号作《发的故事》，发表于《作家》时，文末后有括注“五月二日”。

总之，和初刊本比较，初版本除少数几处标点，个别词语改动删减外，小说文本可以说几乎没多大变动。不论何种情况的改动，在作家看来，想必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也更能从这些版本变迁中体悟作家文笔状态和当时心理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关于（选自《谈自己的创作》）《巴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

[2]、《巴金书信集》，巴金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巴金研究资料汇编》，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60年版 [4]、《巴金文集》第九卷，巴金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5]、《巴金全集》第十一卷，巴金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6]、《巴金的一个世纪》，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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