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关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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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关系探微

提要：朱自清先生曾认为“诗言志”就是“文以载道”，就是为政治教化服务。“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固然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从在本质上看，这二者都是表现“儒家之道”，但不同的时期所表现的“儒道”是不同的。



关键词：诗言志；文以载道；儒家之道

“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历代学者都给予它极大的关注，并对此作出深入的研究。由于其产生时代较早及相关资料的局限，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诗言志”的提出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哥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在《尚书》中单纯指诗歌。后来“诗言志”逐渐发展成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命题，“诗”成为代表文学的一个整体概念，



近代对于“诗言志”的论述主要有朱自清与周作人的论证。周作人在《中国新闻学的源流》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传统上存在两种思潮，即“诗言志”的“言志派”和“文以载道”的“载道派”。在这里周作人将“言志”和“载道”截然对立起来，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说：“近来文学批评里常把言志与载道对言，以言志是个人的抒情，而载道是文以载道。载道，为‘五四’以来所反对。但最近又主载道，不过所载之道不同。但是言志即载道，二者不应对立。”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文以载道”是对“诗言志”的继承与发展，其差别在于所载之道不同。



二、汉朝儒家诗教之“道”

汉朝的文艺观在继承先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汉武帝时期，社会统治极为严格，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进一步从“天人感应”出发把儒学神学化，并在这基础上提出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思想。所以到汉朝“诗言志”就发展成“温柔敦厚”的诗教统治说。



诗教之“道”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大序》很重视诗歌对政治、社会的“讽刺美谏”作用，“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时期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与先秦儒家思想相比，表现为更强的保守性，批判性却减弱了。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的范围扩大了。汉朝的儒教思想专注于政治教化，受此影响，文学的创作要服务于政教。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在这古人已经注意到“采诗观志”特点，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教服务。这就论证了汉朝为治世功用的诗教之道。



三、魏晋时期有玄学渗入的儒“道”

提起魏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玄学的兴起。这一时期，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占据了历史的舞台。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社会各界思想活跃，人的自觉性得到提高。但是纵观魏晋时期文人的著作，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儒家的教化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儒家之道又有别于先秦及汉代的儒教。



首先，最能代表魏晋文学成就的当属“赋”了。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提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挚虞指出了诗赋的创作要 “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正是对儒家诗教思想的继承。



其次，魏晋文学传载的儒家之道还体现在文学理论中。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受到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其文学思想核心的仍是儒家教化思想。《文心雕龙》的中心观点是“原道”、“征圣”、“宗经”。《宗经》篇中接着提到：“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刘勰所提出的原道，主要是为当时的政治皇权服务的。当时的君主多是出身贵族，他们一方面利用儒家的伦理纲常来为世致用，另一方面又用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来麻痹人民。所以说刘勰所谓的“道”，具体内容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佛道。



另外，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文学还注重体现主体的个人情感。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谓“经国大业”，是对从社会的实用价值角度来谈的，也就是注重文学对社会的政治教化作用；所谓“不朽之盛事”，则是就个人而言的，注重表现个体的主体思想情感。刘勰在《文学雕龙-时序》篇中评论建安文学时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雅好慷慨”即注重作家情感的流露与表现。



魏晋时期，虽然受到玄学、佛学的影响，但是文学所载之“道”，仍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另一方面由于玄学、佛学的浸透，这一时期文学所载之道是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性。



四、盛唐时期之“文以载道”

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到唐代，便出现了“文以载道”、“明道”等论述，这与先秦“诗言志”的内容不尽相同。“诗言志”注重的是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唐代推崇古文运动，注重“文”之载道，其所载之“道”并不是局限在儒家思想这个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对以往各朝各代儒家文化的肯定。



韩愈、柳宗元提出的为“古文运动”是针对于南朝齐梁时期追求奇彩的骈文而提出的，南朝骈文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韩愈主张恢复先秦、西汉那样以散行为




主的文体，即所谓的“古文”，因为这种文体可以表达意志。



韩愈多次提出“志在古道”，“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韩愈还主张以文明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送陈秀才彤序》）。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文者以明道。”韩愈所说的“道”，乃“合仁与义言之”，即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孟子等代代相传的儒家之道。但是在他的观点中，古道还包括两汉的经典。他说自己学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在《进学解》中又对其做了具体的说明：“《春秋》严谨，《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在这里说到，韩愈除了学习儒家《五经》以外，还注重《庄子》、屈赋、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优秀著作。由此看来唐代文学所载之“道”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知，儒家的传统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诗言志”及“文以载道”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但是，在不同时期，儒家思想的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文学所载之“道”也有其独特的内涵。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诗言志就是文以载道。



参考文献：

[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8.

[2]张少康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4]朱自清著.《诗言志辨》.凤凰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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