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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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大屠杀》读书报告

1.楔子

或许是巧合，一个鲍曼在所有人都不曾相信现代社会会产生大屠杀的时候，帮助第三帝国实现了这个规划;而另一个鲍曼（也就是齐格蒙·鲍曼）则在人们渐渐遗忘大屠杀的时候，把它又重新摆到了世人面前。后者重提此事的目的不在于缅怀族人悲痛的过去或警示世人要小心极个别的“恶魔”的再生，而是告诉我们大屠杀究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辉源泉——现代性，是多么的亲密无间，如影随形。



作者在这本书中步步推进，由当前及过去不久社会学家们的研究中对于整个现代性潜在的危机的冷落与忽视;到犹太人当年的经历之中所体现出来的大屠杀与现代文明某些特性的联系;再到米格拉姆的实验是如何证明那些“残酷、野蛮的行为”仍旧潜藏在现代文明的各个角落，并且它们的阴影在我们经历过那些“残酷的事实”之后，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渐庞大;在本书的最后，审视了道德在社会学理论视野之中的地位并由此提出对当下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根本性修正的主张。



2.不是疯狂的宣泄，而是秩序井然的浩大工程

“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而，我们要注意到大屠杀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骇人的规模与令人惊叹的速度，与科学技术的灵活运用以及理性的思考是密不可分的。尽管，许多人会将“水晶之夜”作为反犹主义的突出体现——被官方怂恿的一群暴徒在一夜之内杀害了一百多个犹太人，然而鲍曼告诉我们，假如每天都是“水晶之夜”，那么要达到最终统计的600万犹太人遇害的实际结果，至少也要200年。“愤怒与狂暴作为群体灭绝的工具是极其原始和低效的。它们通常在工作完成之前就已经消失。因此无法把宏大的计划建立于其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将大屠杀最终实现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暴徒或是充满反社会思想的心理变态，而是那些具有高度理性思维的，恪尽职守的现代人。经过我们已然在之前论述过的种种之后，摆在这些“现代人”面前的不是一个艰难的道德选择而是一个技术难题，现代性在教给这些学生现代的科学技术与分工体系的时候，也在冥冥之中用技术责任代替了他们的道德责任。屠杀的行为对于这些人固然可怕，但这与那些人参与这些工作甚至积极的为之添砖加瓦并不矛盾，他们要负责的是他们的工作，而由于他们的工作只是整个“工程”的一环，因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决定计划的成果，也不会影响计划的目标，他们的工作只会影响他们手头的报表，他们看护的阀门，他们指挥的火车……他们的道德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把工作做得迅速而完美就是最为高尚的道德。



可是，这些人之中总会有人看到那些被杀的犹太人，比如那些要清理毒气室的工作人员或是负责管理焚尸炉的人们，他们又该如何说服自己来接受这一切而不肯站出来对这一切说不，或者至少远离这些工作呢？这些人在现代性的庇护下比前现代的平民更少见到暴力的实施，但无疑这些人面对了更多的死亡与更加狰狞的面孔，这样的反差想来应该使这些人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比起过去的人民更




容易产生至少些许的愤慨吧？但结果不是如此的，而原因也恰恰在于暴力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席。暴力的缺席不是由于所谓现代性带来的文明，因为现代性若真与前现代的激情势不两立，那么，它只会比前现代的激情带有更多的折磨与暴力，只不过暴力“不再是激情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理f生的工具。”暴力的缺席在于权力的转移，由于现代明确的分工体制，暴力、政治……不论是何种争取利益的手段都被集中到了“专业人士”的手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以更加具有效率的方式运转，我们才能够“进步的更快”。权力与义务在人们的心中总是相一致的，因而，尽管这些犹太人的死有我的功劳，但我不该为此负责，要负责的是“上面的人”是那些决策者，我只是忠于了我的工作。



3.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假如从一开始德国就宣布要处死所有的犹太人，不仅难以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所有的犹太人也定然会团结一心，奋起反抗。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德国人只是想“清理”犹太人，大屠杀，不过是随着形势的步步变化，渐渐的演变出来的最有效率并且最为节约成本的“最终解决”的方案。



也正是这种“可能性”让犹太人前赴后继地“积极”地参与到这场毁灭自身的计划当中来，也许是巧合，也许是蓄谋，总之德国人在进行大屠杀的过程之中巧妙地运用了这样的充满现代性的“犹太人”——德国人不会一次性的杀掉所有的犹太人，他们会让犹太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族人，和犹太人首领玩类似于“火车司机的困境”的“是你自己去杀掉一个人还是我来杀掉十个人”的游戏……



鲍曼在此也就向我们展现了现代性在大屠杀当中不仅仅是施害者的发动机，也是受害者的推进器。假如，这些犹太人没有被现代性教导的如此训练有素，以至于可以理眭的思考每一种可能性，并精细地计算这些选择以寻找生存的机会。或许，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受害者，或者，至少会让纳粹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成本。



犹太人正是在这种由纳粹给予的一次又一次“做出理性抉择”的“机会”里把自己送向了灭亡。



4.反思

大屠杀以及整个二战之中的那些惨绝人寰的种种行为是人类道德史上的巨大災难，在技术责任被日渐明确的当下，我们还能否在心中划一道清晰的界线，让邪恶在通过技术这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名号突破约束之前戛然而止。



我们不可能指望从互动当中获得“独特的道德”的少数人来拯救世界，这样的想法早就被无数次地证明无效了;也无法希求现代性能够在短期之内停下他的脚步，因为显然，我们不可能因噎废食，况且，我们也难以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现代性的事物，来赋予我们如此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我们依旧可以通过文化的多元性来尝试抵抗悲剧的再度发生，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统一的规划，也就不会有“最终方案”。可是，正如鲍曼所担心的“后现代主义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和以市场




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方社会的环境似乎都建立在经济特别优先这种脆弱的基础之上，这种经济的优越性目前是以对世界资源份额的极大占有为担保的，但这显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早已确立并久经考验的种族主义观点也许会再一次派上用场。”



或许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样的观点也将不再仅仅针对西方社会。毕竟，每一个受过现代性的完整教育，并且具有高度理性的道德正常的人，都有足够的能力与心理准备，在某个“特殊的时期”参与到一场类似的社会工程之中，新的计划将可以在这个科学技术更加发达的当下，被实施得更加彻底与迅速，以至于可能在那之后不会再有下一个鲍曼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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