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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大保安:我们可以讲书、写书吗?
我们是端盘子的服务员、拿焊枪的民工、站岗的保安,具体职业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起点低,水平有限的青年。共性的问题出来了:和书沾边的是高大上的文化,是教授的活儿,我们很难吃透,既然难以吃透,就不要去讲书、写书了。可是真的不去触碰书了,就对了吗?今天,讲讲我熟悉的三个原北大保安的真实故事。
1
李钟文(化名)小时候爱听妈妈给他讲岳飞、杨家将等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来的忠义精神,深深吸引了他。长大后来到北大游学并当了保安,他渐渐知道了忠义精神就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李钟文爱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也从此开始,有点像赤脚医生行医。因为钟文没有接受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再加上天赋不突出,这种研究从专业度上看十分薄弱和无力。唯一的自信是他毕竟在北大游学,受到了一些文化熏陶,并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讲个一二三。
于是在2007年,他站在北大的一个教室里讲《论语》,提前知道会紧张和不自信,便拿着写好的稿子低头去念。念着念着,人走了一大半,不过,念到最后还是有人愿意留下听。这显然不算是一场成功的讲座,但毕竟对他而言是一个开始。
如今,十年过去了。李钟文卧薪尝胆,苦读《论语》,留下了百万字的《论语》心得。他的工作也升级了,由一名站岗的保安,成为了培训保安理论课的讲师,收入也增加了,在北京可以度日了。李钟文感叹道:“我有可以立身的工作,以后能与《论语》终身结伴了。”
2
王文学(化名)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北大梦,然而,依据成绩他去北大上学真的只是幻想而已。在专科院校中文系毕业后,他痴心不改,北上北大,以保安工作为生存据点,连续五年报考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平时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写书法。到临考前依然是文学兴趣主导,自由看书,对于外语训练不够,情理之中的是“五战五败
“。战的过程中文学水平剧增,这是一个难得的收获,败的则是五年来把老本都当出去了,可是并没有收获一个保障,相反是经济愈加困顿、爱情受挫、名声受损、连累家人,自己再次出发的空间被挤压到无法容身。这是痛苦的处境,可他毕竟胸怀理想。
为了给自己五年来所付出的心血有一个交待,文学花光了自己微薄的积蓄,又东借西凑了几万,出了一本自己三十万字的文集。北大中文系老教授读完后,欣然为他写序。序言中写道“人是要经过蜕变的,最可贵的是精神……”文学读完老教授整篇序言后,热泪盈眶,哽咽难语。平静后,文学说,花五年的时间待在这里值了,虽然代价昂贵,可是哪有想胜利还怕有所牺牲的?书也出了,文学准备卷铺盖离开北大了。在即将行走之际,文学收到了一个贵州女粉丝的求爱信。
女粉丝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你的文字和你,与其他无关,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文学回复说,“为了生存,我要去做销售,但文学是我的命根子,业余时间我还会研究。你能接受吗?”
女粉丝说,“做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注入文学的元素。”
于是,文学到贵州去和女粉丝相会,后来他们相爱并成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文学有了家庭后,压力更大了,他只能是拼命地跑市场赚钱,以此养家糊口。只是偶尔动动笔,感觉功力退化,大不如以前了。文学也没有办法,孩子张着嘴要吃奶粉,总不能给他念文章来解饥饿吧。虽然被经济窘迫所羞辱,但他的内心最深处还是坚定和欣慰的。因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总不是最大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人的文化修养和内心的充盈安定如何获取?对这个问题,他已经有了点心得。
3
张飞龙从小立志干大事,可是浑浑噩噩的到了到了二十多岁,依然一无是处。巨大的落差感,让他焦躁不安。于是在专科毕业后,他只身来到北大法学院旁听并就职保安队落身。飞龙虽然综合基础知识远不如北大学生,但是法学毕竟是靠思辨能力和社会阅历去学习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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