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翻译理论及其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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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翻译理论及其翻译实践

作者：于小植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2年第9期



作者简介： 于小植（1978— ），女，吉林长春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于小植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速成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周作人是伟大的翻译家，他从20世纪初提起译笔到文革前夕最后搁笔，前后历时60余年。周作人在翻译中追求“调和”，他提倡使用白话文，但并不将古文一棒打死，而是主张兼顾信达雅，不拘骈散。他提倡引入域外的新鲜血液，但拒绝将外国人名或者学术名词直接放入译文中的极端做法。周作人在翻译理论和躬身实践两个方面一直做着调和古今、融汇中西的努力，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周作人；翻译；调和古今；融汇中西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9—0122—02

周作人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调和”，在文学翻译中也一直做着兼顾古今、融汇中西方文化的努力。1951年6月15日《翻译通报》第2卷第6期上，周作人发表了《翻译四题》，谈了“直接译与间接译”、“直译与意译”、“古文与白话”和“韵文与散文”四个问题。在对待“古文与白话”问题的看法上体现了周作人调和白话文与古文的理想。他认为：如果是为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须得用白话文，只是似乎缺少点雅。虽然白话文也自行其雅，但一般不当它为雅，反以为是俗。如果是为自己而翻译，那么雅便特别要紧，并且只有用文言才能极容易达到。周作人提倡的翻译方法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非增减字句不能成章，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1］

尽管周作人提倡使用白话文翻译，但也未将文言文体一棒打死，他委婉地表示为了实现“雅”，文言文体在翻译中也是有一定的艺术生命力的。对于诗歌，周作人也不反对把外国诗歌译成中国旧诗，他自己在翻译时将诗歌译成白话体散文，是因为他认为还没有有韵的白话这种文体，所以没法用韵文译；要是用旧诗形式译，容易译好，但对于读者是否便利，对于原文是否体裁相合，是很有问题的。古代译师们翻译佛经时，将佛经中的韵文译成一种“无韵的非散文”——偈。周作人认为这是古代译师们的苦心与独创。古代译师们不愿意改译成散文，用韵文又受到约束，有变成长篇述祖德诗的危险，于是创造了这样一种新的文体。再如《四十二章经》，用《论语》、《老子》体的文章写了以后，虽然感觉雅，却不适于发挥新事理，于是糅合骈散，形成了晋唐的佛经文体。周作人指出：“这给予我们一个教训，便是旧文体纵或可以应用，新时代应当自己去找出途径来。”［2］周作人这种不拘骈散、调和古今的翻译主张是对译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对我们有深远的启示。

周作人在题为《国粹与欧化》的文章中曾谈到过他对待我国的国粹即古文以及欧化问题的态度，他反对模仿古人，也反对模仿西方人。他认为我们可以受他们的影响，但不是模仿他们。他说：“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和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正如人的遗传之逐代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3］




外文中的一些专有名词和人名的翻译，向来是困扰翻译家的难点，周华松根据鲁迅的“就用原文”的原则，主张将外来语的专门名词和学术名词，写成新文字夹入汉字当中。［4］还有人甚至提倡翻译时不用音译而直接将外文夹入汉字中。对此，周作人有不同意见，他指出，鲁迅说的“就用原文”，本是指化学元素那些名词而言，那不成问题，但其中“金”、“银”、“铁”等也不得不用意译了。至于学术名词全用原文，并不合适。有些已经意译，有些原文就有几种写法，加上各国语言不同，不便实多。所以，他认为“中国对于外国专名只好用汉字译音”，但如有必要时，“欲求忠实，不妨于译音下用括弧记入原文”。［5］周作人的主张是中肯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在谈到国语问题时，周作人说：“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的意见，大抵以废弃周秦古文而用今日之古文为最大的让步了；我的主张则就单音的汉字的本性上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纳‘欧化’，增加他表现的力量，却也不强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3］可见，在欧化问题上，周作人持影响说。他的影响说以国民性为基础，认为国民性有遗传的特质。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有遗传得来的素质，在成长的过程中，又必然接受了西方的、中国古典的、现代的各种空气的熏陶滋润，这样，各种思潮合为一个整体，便可造成一种“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永久”是指遗传，是先天具有的，“常新”是指接受各种影响的遗传素质又是可以改变的，在永久的基础上常变常新。

鲁迅和周作人都主张“直译”，但因个人性情的关系，周作人比鲁迅多些弹性，也更见灵活。因此，周作人的译笔能兼中外文化的优长，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孙郁评价周作人的翻译说：“那是一个清淡、典丽而又忧郁的文本，读了好似感到沉重的历史天幕上忽地出了一个大洞，清新的风和明朗的光，缓缓泻下，抚慰着苦难中的人们。”［6］周作人翻译的永井荷风的散文，笔调之优美令人惊叹，可说是现代翻译史上的一个范本：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7］

中国的文人随笔，先前没有这样的韵致。周作人以自己的慧眼，捕捉到了其间的精华，又汇入自己的笔端，于是便形成了一种超俗的文本。周作人的绝大多数译文都是既准确又优美的，1923年他曾翻译过许多希腊的小诗：

（一） 蒲桃尚青的时候你拒绝了我；蒲桃熟了，你傲然走过去；但不要再吝惜一球罢，现在蒲桃已要干枯了。

（二） 同我饮酒，同年少，同恋爱，同戴华冠，狂时同我狂，醒时同我醒。［8］

从周作人优美的译文中，我们领略到“直译”并不影响艺术审美的个人特征，翻译家的笔调也展示着翻译家的文风和特色，周作人认为翻译也是创作，并经常将译作收录到自己的作品集内，在《艺术与生活》自序中周作人写道：“集中有三篇是翻译，但我相信翻译是半创作，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因为真的翻译之制作动机应当完全由于译者与作者之共鸣，所以我就把译文也收入集中，不别列为附录了。”［9］周作人用自己的翻译理论和躬身实践为我们讲述了


翻译应该“如何为”的问题。他的翻译理论文章和优美的译文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的翻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周作人.谈翻译［A］.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周作人.翻译四题［J］.翻译通报，2卷6期，1951，6，15，署名遐寿.

［3］周作人.国粹与欧化［A］.自己的园地［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周华松.统一译名和拉丁化［J］.翻译通报，2卷2期，1951，3，14.

［5］周作人.译名问题质疑［J］.翻译通报，2卷3期，1951，3，15.

［6］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周作人.怀东京［A］.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周作人.希腊的小诗［A］.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A］.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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