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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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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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研究就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文化构筑》一书第一次把这一领域两位开创者――翻译家、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论文集制备册。论文集未收文章沿袭并深化了两人近几年来所展开的主要研究，尤其就是对译者文化转为的研究。书中深入探讨的主题存有：中西译论、可以译性的限度、译者何时并非译者、译者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等。有的论文就是针对一定体裁，例如戏剧译者、诗歌译者；有的轻在个案研究，探讨了维吉尔、布莱希特等人作品英译后的境遇。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被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宣告成立的历史性大会。在其后的20多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其中进行得较多的是翻译的描写性研究工作。由此，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不禁有些困惑：除了描写性研究外，翻译研究今后向哪个方向发展?1990年，由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

《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一石激起千层浪”，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深受启发和鼓舞，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学派。

《文化构筑――文学译者论集》共收录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八篇论文。他们不仅向读者讲诉译者研究的发展历史，总结译者理论研究、文化研究、描绘译者研究以及译者教学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而且两位学者、翻译家还进一步开拓译者研究的疆域，表示这一学科在下一世纪的发展方向。在序言部分，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总结自1978年以来的译者发展。他们指出，译者工作者在使得相同文化交流方面起至了关键的纽带促进作用，研究译者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即是研究相同文化的相互作用。此外，他们又明确提出崭新课题以作今后进一步研究，其中包含译者史研究、后殖民主义译者学派的研究等等。勒菲弗尔在第一章中阐述了文本模式对展开比较分析的协助和影响。此后在第五章，勒菲弗尔通过对芬兰史诗kalevala的收集整理及其英语翻译的研究，明确提出尚无文本模式(例如荷兰史诗和北欧史诗)对其的影响。巴斯内特在第二章中表示由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制约，原文有时往往以译作的形式呈现出给读者。这样的译者当然不是译者，而是伪译者

(pseudo-translation)，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亦存有“共谋”(collusion)。在第三章，勒菲弗尔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撰的《埃涅伊特》(aeneid)几个英译本并作了历时研究。他指出《埃涅伊特》某些译本的顺利很大程度上与原语文化在译作读者心中的地位有关，而不只是译作质量优劣的问题。在第六章，勒菲弗尔分析了德国戏剧作家布莱希特作品mothercourage的三个译本，阐明了从二战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及意识形态领域存有的仇恨，表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的有效率融合，尤其就是前者通过另一种形式的“共谋”，在西方为稀奇古怪德语的人顺利地重塑了布莱希特的形象，顺利完成了一种社会构筑和文化构筑。巴斯内特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分别阐释了诗歌和戏剧作品的译者。她首先说明自己不能同意弗洛斯特(robertfrost)代表的诗不容译作的观点，指出诗歌译者


的任务就是“抛弃”(dismantle)原诗的语言材料，然后在目的语中“重组”(reassemble)这些语言符号；译诗不是激活原文，而是创作相近的文本，，就是“种子移殖”(transplantingtheseed)。直面有些学者明确提出的戏剧作品的“可以表演

性”(performability)观点，巴斯内特指出翻译人员的任务并不是把一作品翻译成能演出，他们的目标应当就是留存作品的异域特色，使读者(或艺术指导)自己回去辨认出和体味剧本。第八章就是本书的完结，巴斯内特把文化研究和译者研究联系出来，上溯两者过去30年中平行发展的历史，她指出两学科冲破各自轨道联手发展的时候已经到来，译者研究已向文化转为，现在该文化研究向译者转为了。

正如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在书中所论述的：翻译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因此，本书不仅对从事翻译研究的读者有直接帮助，而且对从事文化、文学理论、人类学、心理语言学、

语言哲学等领域研究的学者亦存有先进经验和鼓舞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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