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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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方法

【摘要】：文章所探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大多数学者都是极为熟稔的，作者将抛开对内容本身的论述，从方法论学习的角度重新审读该书，领会韦伯用解释社会学对文化现象分析的精妙之处，探究解释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解释社会学; 新教伦理; 禁欲主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久负盛名，对其理论最简练的阐述，就是回答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催生了韦伯所在的那个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行为动机让那个时代的人们，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把劳动，对利润的孜孜不倦的追逐视为”人有义务实现的目的本身，视为一种天职的思想”[1]韦伯在书中将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这两个抽象概念，又是如何用后人所称”解释社会学”的方法解释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一、理论概述

承上文所述，韦伯在书中首先通过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审慎描述了这种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认为它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渊源于中世纪的天主教修道会，滥觞于宗教改革时期，特别是加尔文教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时期。韦伯试在分析这些宗教的基本脉络的基础之上，试图探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能存在的内部关系。即”新教伦理如何通过内在的世俗禁欲主义来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世俗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有四种形式：加尔文主义，虔信主义，卫理公会派教义，以及洗礼派教义（浸礼会教义）。”[2]除此之外，韦伯还研比较了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以及中世纪的天主教派在有关人的救赎伦理的不同，从而更加清晰的说明了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会深深受到教义严酷而没有人性的加尔文教派教义的影响。



在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中，韦伯对加尔文教派的教义条分缕析，加尔文教派认为只有很少的人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得到救赎，没有人能逃脱他们必然受到末日审判的命运，而上帝已经在永久以前绝对自由的作出了对人类命运的判决，而这种判决不会受到人类的影响而改变。没有人知道在这场神秘的审判中，谁成为了上帝的选民，一个人只有过着禁欲的生活才能服务于上帝的旨意，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姑且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能在此处的世俗之中享受到与上帝同在的精神荣耀，每个人都发誓要远离尘世的快乐，生活简朴，不奢靡浪费。一些教徒甚至将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单独成为了一个教派，也就是浸礼会教派。他们认为”自己和基督一样，他们的精神由上帝直接创造”，因此他们”绝对避开尘世，即避免同世俗者进行任何没有绝对必要的接触。韦伯分析说，”由于这些团体与各种政治势力及其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外在结果还是这些禁欲主义品德向职业生活的渗透”[3]，因为他们提倡在默待中期待上帝的降临。而一种禁欲的，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可以成为这样一种默待的状态。






以上对于两种教派思想的简单陈述，似乎看不出和对利润追逐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什么关系。而韦伯一再申明，他不是要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出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把他们放置在一个目的手段的假设中，试图用解析的方式去读懂他们的行为。这也就是所谓的”解释社会学”。



二、对解释社会学的一点理解

对于解释社会学，拉尔森在其主编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给与了一个描述化的定义：”这种研究态度有别于那种传统的因果解释，行为人宣称的行为动机没有必要和研究者所看到的促使行为的原因一致，然而研究者必须认识到与个人的某种行为有关的重要性，以便于了解个人在做什么以及是如何做的。因此只有研究者充分理解了这种附带自我评价的个人行为。这些社会学中的因果解释才能成立。”[4]



这种研究方法，首先是一种研究态度上的问题，研究者不能急功近利，武断的对分析的对象之间作出某种可能并不存在的因果联系的结论。比如，韦伯在第三章中，花了较多的篇幅研究了路德派教义中的职业伦理，这种教义认为”上帝所能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5]，对于这种已经十分接近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的结论，韦伯却在一番审慎的论证之后，认为”路德派意义上的职业概念本身，至多具有不确定的联系，这就是本为在此所要确定的全部内容，但这绝不是说路德派那种宗教生活的革新，对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不过那种意义显然不能直接从路德及其教会对世俗活动的态度中得出，……”[6]，正是由于韦伯不对这种表象上的关联轻下论断，才能避免解释上的肤浅，才能进一步的深入到禁欲主义的本质，找寻两个研究对象，也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深层次联系。



韦伯在原书的导论中，首先对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精神做了界定，但他没有把理论的重点放在对没完没了的资本主义形式上的讨论上，他在导论中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这种营利行动以系统地利用商品和个人劳务作为获取手段，在形式上表现为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7]他认为形式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包含合理的劳动组织(劳动分工)，发展良好的货币体系，复式簿记，信用制度，证券交易，理性的官僚机构等等。这些合理化的条件，是所谓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的环境。对这些前提条件的阐述之原因，他解释说，”社会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必然是去分析可以从环境状况的反应角度作出满意解释的所有影响和因果关系。”[8]



在审慎的叙述了前提条件之后，他又提出，这个术语所能应用的对象，”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即在历史的现实中互相关联的各种因素的复合体”[9]。我认为这是他的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出发点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把芸芸众生的社会共同点发掘出来，将之概念化，使之能够符合其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需要，找寻社会发展的因果规律。而韦伯在随后则表明：”




就其方法意义而言，这些概念不是要用抽象的一般公式把握历史现实，而是要用必然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具体生成的关系体系把握历史现实”[10]。因此他拒绝用概念定义的形式确定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段”以近乎经典的纯粹性包含着我们所要探寻的东西”[11]的话。之后，他通过比较分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经营和劳动方面的差异，再次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描述性的注脚，”善于计算收入高低的严密经济头脑，能够极大提高工作成效的冷静自制和节俭结合在一起。这就为以劳动本身为目的和资本主义必需的把劳动视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有利的基础”[12]，对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来说，”即使把赚钱视为人有义务实现的目的本身，视为一种天职的思想”[13]，而且”避免摆阔和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也避免有意识的享用他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具有某种突出的禁欲倾向”[14]在界定了资本主义精神之中的这种天职观之后，他首先从路德教派的天职观入手，探讨这种观念的起源，因为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首先要从最明显的关联开始深入，但是他从开始研究时就注意到，研究者所要看到的促使行为的原因，和行为人宣称的行为动机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二者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的联系。在研究过程中，”将不断触及宗教改革的若干方面，这些方面对于真正的宗教意识而言，是无关宏旨的，甚至是表面的东西，我们只是力图澄清宗教力量对于形成特殊的世俗现代文化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只想探究，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的特定性质可以归因于宗教改革的影响。”[15] 出于这种研究思路，在分析路德的宗教改革精神上，韦伯未过多的徘徊于有关教义的探讨，而是紧扣其与资本主义精神可能发生关系的角度入手，对其进行一番模拟的演绎，而这种演绎过程的背后，显示出了韦伯对路德教派宗教观念与后来的各种教义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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