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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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

作者：张献军

来源：《世界文化》2010年第03期

刚刚逝去的20世纪可谓是一个奇迹与灾难共生的“极端的年代”。一方面，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屠杀和贫困等问题也空前凸显。始创“极端的年代”提法者，是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他一生以马克思主义为信条，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和各种社会活动，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霍布斯鲍姆在西方世界素有多种称号，如“左派雄狮”，“头号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屈服的共产主义者”，“最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乃至“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等等。从这些称号中，我们不难想见他的思想特点和学术成就。

霍布斯鲍姆于1917年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1931年，他在客居柏林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学生协会，确立了一生中从未动摇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33年，霍布斯鲍姆来到英国，并于1936年加入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布斯鲍姆加入英国军队服役，但是由于共产党员的身份而受到诸多限制。1946年“冷战”爆发前夜，霍布斯鲍姆开始了真正的学术生涯。他在共产党员被排斥于教育领域之前获得教职，所以他自称“刚好来得及”进入学术界。此时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在伦敦成立，霍布斯鲍姆积极参加了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1956年，西欧国家因苏联入侵匈牙利而出现共产党员退党风潮，包括爱德华.P.汤普森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内的大批知名人士退党。在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中，只有霍布斯鲍姆还留在党内，而且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1991年才最后终止。作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的人生经历堪称20世纪的一幅缩写。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兴起和灭亡，体验了冷战的开始和结束，目睹了美国的“一超独大”和全球恐怖主义的蔓延。这些经历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霍布斯鲍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信仰的影响，直到1970年才得以晋升教授。但是霍布斯鲍姆作为与爱德华.P.汤普森齐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领军人物，他的学术声望在此之前就早已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历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法国的年鉴史学派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的崛起与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派，也称新社会史学派。该学派不似年鉴史学派那样组织严密，但是名家辈出，著述丰富，因而能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压制打击的西方享有盛誉。如阿·莱·莫尔顿著有英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英国通史《人民的英国史》，克里斯托弗，希尔致力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史研究，罗德尼·希尔顿倾注于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多纳·托尔专攻研究英国人民民主史等等。当然最富盛名者，当推霍布斯鲍姆和爱德华.P.汤普森。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坚持“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坚持历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且都非常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运动。而这些特点又在霍布斯鲍姆身上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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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其研究领域集中于19世纪，并向此前和此后推进。霍布斯鲍姆擅长整体性宏观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以19世纪为轴心的‘年代三部曲”——即《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以及研究20世纪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The Age ofExtremes；The Short Twenieth Century，1914-1991)。霍布斯鲍姆深知，合情合理地解释过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没有简单化地处理，而是采用新社会史的撰述方法，充满冷静深邃的分析而非枯燥乏味的说教。霍布斯鲍姆虽自言书中大量使用了二手乃至三手资料，但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更在大众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激起一段“年代潮流”。如《极端的年代》出版后两年之内即再版12次，被译成37种文字。

霍布斯鲍姆认为，19世纪是“漫长的”而20世纪是“短暂的”，这一点从其篇幅分布即可看出。他在研究19世纪的历史时持乐观和进步的态度，但是到研究20世纪的历史之时转变为悲观论调。而其乐观和悲观态度均是根据现实而生，并非盲目乐观或者杞人忧天。他提出，法国的1789年革命和同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可以称为“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变迁的两大主要动力。此后他又在《极端的年代》中分析了“文化的革命”，指出这三种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命运。他的这种“革命史观”，不同于汤因比倡导的“文明形态史观”，也不同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提出的“全球史观”。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学等的综合研究方法，从对资本主义发展时间段的划分中也不难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创造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

有批评者认为他的19世纪“年代三部曲”仍旧有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不过应该看到，19世纪确实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时代。该系列重点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伏，而非全景式的世界史，自然会在编排方面有所取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批评他过多地为共产主义辩解，然而我们也能看到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判和反思。霍布斯鲍姆提及《极端的年代》时说：“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生于1917年的人来说，自己的一生实际上与我目前正打算撰写的这个时期正好一致。”确实，当代人写当代史，怎么可能完全脱离个人的经历和信念呢?

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微观结合应用方面，霍布斯鲍姆有开风气之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有《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原始的叛乱：19至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和《盗匪》等论著。这些从独特微观角度出发的关注下层人民的历史研究，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视角，与宏大叙事体例的“年代四部曲”相映成趣。当然，霍布斯鲍姆选择这些论题不是出于猎奇心理或者哗众取宠，而是希望从历史分析来认识当世，具有现实考虑。

所谓下层人民，不仅仅指工人和农民，也包括城市贫民和盗匪等。《非凡的小人物》认为，历史的主角并非政治家、军事家等“大人物”，而是农民、工人等群体性普通民众。所以霍布斯鲍姆研究那些“名字完全不为人所知，而且无从得知”的小人物，如欧洲历史中鞋匠等手艺人的社会地位变迁等，向世人描绘了18世纪末到20世纪90年代的工农运动。当然，这些人物都不是作为“历史的符号”被孤立地提取出来，而是与整个时代紧密联系的具体的人。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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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叛乱》一书中，霍布斯鲍姆提出，前近代时期的农民反抗运动是近代工人阶级斗争的原型，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对上层社会的抗争包含了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方面。霍布斯鲍姆在享受爵士乐的同时，也关注社会中那些盗匪之类的属于异态存在的群体。《盗匪》一书深化了《原始的叛乱》中的部分内容，侧重新社会史学的研究。书中以大量的诗歌和民谣为基本素材，探究了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存在的大量盗匪现象，解释为什么不同时代的人会对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盗匪歌颂有加。实际上，他所说的盗匪不是纯粹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的强盗或者黑社会，而是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的侠盗。该书的两种中译本《盗匪：从罗宾汉到水浒英雄》和《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的译名，即充分反映出了他的研究旨趣。此书犹如小说般引人入胜，迄今已有二十余种语言的译本发行。该书也开创了严格意义上的盗匪研究之先河，受其影响而出现的盗匪类著述不断出现。

在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方面，霍布斯鲍姆也有很多独到之处，例如他对“被发明的传统”和“民族主义”的考察。他认为，“被发明的传统”包括两类，一类是“被发明、构建和正式确立的‘传统”’；另一类是“在某一短暂的时期中以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确立的‘传统”’。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发明”传统呢?原来“传统”被发明创造出来并且不断合理化，就是为了通过不断重复而强化和灌输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联想到我们的中华文明，不也同样存在很多“被发明的传统”吗?再如他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发人深思。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代欧洲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被不断神话，成为一把双刃剑，既有进步性作用，也有破坏性作用。霍布斯鲍姆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持批评态度，更对当代的民族主义问题忧虑不已，对我们确实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霍布斯鲍姆多年来承受现实政治的压力和学术同行的批评，但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识现实世界。对历史学家而言，求真求实是应有的基本学术道德底线，然而真正的历史学家不能就此止步。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仅仅发现过去，还必须解释过去，而解释过去的目的是塑造未来。他以自己的历史研究对此作出了完美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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