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方能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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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方能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 实践需要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和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其重要标志就是先后形成 了既适应特定的时空条件，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些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符合时代特征要求、富 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走向了胜利，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无产阶级革 命斗争经验的理论反映。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为接受体，当时的中国显 然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当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那一刻起，便同时领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是要求中国 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 又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时代需要加以灵活掌握与运用。简言之，即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率先垂范，首开先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开展，面对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复杂形势，特别 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共产党人纷纷开始了中国 革命新道路、新途径的苦苦探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独特的理论勇气和惊人 的求索能力。他利用并创造一切机会对中国的过去及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结合井冈山 的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等亲身体会，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 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发现并提出中国革命迥异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而不是像西方 主要解决阶级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它是一支中间力量，可以争取 为革命的同盟军，而不能像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时将其视为革命对象；中国革命的实质是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广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把 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首先是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和发展农 村根据地，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首先举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等等。为中国革命 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尽管东西方的国情差异日渐明朗，但由于毛泽东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他的全新 思想没有能够在党内起到决定作用，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着严重 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倾向，本本主义依然在党内屡屡泛滥成灾，终使土地革命 的成果毁于一旦，红军被迫长征北上。 随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定和革命大本营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继续 专注于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篇文章，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写出了《实践论》和 《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趋向成熟。1942年， 毛泽东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得到了彻底清算， 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最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 思想，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 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满怀信心地率领全党开始了对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样 艰巨和复杂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成功地指 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教条主义有左的，也有右的，战争时期主要是左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控制下面，在纠正右倾帝国主义的同时，党的领导机构又出现了“左”倾。1930年初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同


“左”倾的教条主义展开了斗争。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首次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界限，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富有哲理的两句话，一个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个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闪烁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光辉。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最先崛起，当然在此之前，党的一些领导人也有过一些思想闪光。

这也是对于教条主义和国际指挥中心的首次挑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其次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在抗战爆发的前夕，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亡关头，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有两个重大历史课题，必须给予回答，一是如何组织以国共合作的抗战路线，一个是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使用什么方针打败日本侵略者，从理论上就是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从军事上看，就是处理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本没有现实答案可寻。

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符合中国的实际理论原则，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为了从思想根源上批评与客观实际相割裂的主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突出了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强调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这就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做出了哲学论证，同时也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9月11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正式明确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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