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娱乐至死》的后现代主义解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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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娱乐至死》的后现代主义解读分析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其经典之作《娱乐至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扉页的一段话“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纵观全书，波兹曼赞同的是后者关于文化的思考，即文化娱乐化。《娱乐至死》虽出版于1985年，但是波兹曼传达的超前思想令身处于后现代主义的我们振聋发聩。



一、电视：开启娱乐时代的钥匙

波兹曼从新闻、政治、教育等方面娓娓道来了娱乐是如何成为电视表达一切的方式且详细论述了电视作为“元媒介”下的娱乐化现象是如何愈演愈烈的，最终导致整个时成了“娱乐业时代”。全书中不乏见解独到、发人深省的名句，无不成为思考或论证“元媒介”下的娱乐化现象的有力武器。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早在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就开始出现了本质变化—从此我们就进人了信息过剩的岁月，进人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只是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而已。



波兹曼告诉我们，电视是一种洪水猛兽，它将—事实上已经开始—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灭亡。诚然，在当下信息爆炸式的后现代主义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属于尼尔·波兹曼在书中提到的，已经惯常于电视的思维，而忽略了逻辑和背景的人。更甚者，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已经成为网络思维的奴隶。尼尔·波兹曼在这本书中引用了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来阐释他所说的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这一点，我们感同身受。



波兹曼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波兹曼反对的不是电视这种娱乐的工具，而是电视将一切都变成了娱乐，电视占据了人们的闲暇时间，因此，人们从这个小盒子里了解世界、了解生活，电视特有的娱乐偏向成为了人们认识的偏向，公众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惰于思考，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于是， 娱乐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传媒霸权。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只为博观众一笑。艺术价值和伦理道德都可弃置一旁。可谓是得娱乐者得天下。



二、现实：一半是娱乐，一半是反思

陈丹青评价称“我们今天已经处于尼尔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展江“《娱乐至




死》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然而，不同于快餐时代的娱乐化，一些经典作品经得住时间的冲刷而历久弥新，愈发显得珍贵。其成功的秘诀端在，不止是叙事技艺娴熟，更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心灵之窗，让人遐思联翩，并从中领悟出某种人生的真谛。



以经典电影为例，每当重看《青春之歌》或《芙蓉镇》的时候，它们作为经典的权威性及其不枯不竭的艺术生命力，让我们的心灵之窗随之又一度开启了，触摸着那一页页历史的画幅，林道静因投身革命烽火而令青春焕发出何等美丽而崇高的光焰！而秦颠子和胡玉音虽身陷悲剧处境，仍坚守着最卑微的人的尊严而不曾屈服，由是乃唤醒人们对“文革”的荒诞性给出了何等沉重的反思！同样地，每每重看《青春祭》、《青春万岁》或者《黄土地》、《黑炮事件》、《红高粱》、《老井》以及《秋菊打官司》和《霸王别姬》的时候，它们作为经典的权威性及其不枯不竭的艺术生命力，让我们的心灵之窗不禁随之又一度度开启了，正是这些迄今已成了中国银幕经典的作品，它们各自以其洞察历史的深度以及在人性底线上的可贵发现，乃给我们带来了何等深刻而难忘的精神震撼。



借助互联网诞生的新媒体，其发展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则俨然标示了一个网络时代的来临。但事实上，在体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主流媒体与新兴的网络媒体之间仍然存在一个特定的融合期，这一融合期，绝非想象的那般短暂就可完成。由于网络媒体与生俱来的文化自发性，在当下互联网的文化生态环境里，显然尚存在着较大的灰色地带而并非达于净化的境界，诸如在精神与物欲之间厚此薄彼而造成价值观的紊乱，并还受到全球化中产式娱乐风潮的裹卷，运用大量“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的技法，将现实剥离而制造无所不能的奇观式的娱乐盛宴，很少具有清醒而自觉的文化使命意识。再加上被网络资本綁架，受利益的驱动，以网络来托举的影片大多很难以先进文化来引领内容生产而做出更富于文化正能量的大举措。就中国电影产业的现代性升级这一时代使命而言，网络媒体能给出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



不可否认，罗伯特·麦基的论述可谓相当透彻，为创造一个好故事，既要靠天份和才气，但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要对人性和社会做出“新颖的洞察”，而这恰恰需要沉入生活、亲近生活，付出艰苦而持久的创作劳动，远不是剥离生活、剥离情怀，单靠玩碎片化视频拼贴等等技法那么轻而易举地便可以完成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电影艺术家要想延长不枯不竭的艺术生命力，必须弘扬经典找到创意独特且新颖的故事，特别在审美境界的追求上还需要不断地有所突破、有所提升。在一个真正有追求的艺术家心里，艺无止境、美无止境。为在银幕上开启一扇心灵之窗，让经典绽放出美丽而感人的时代风采，主创者所迈出的每一步，无疑都是在履行自己应有的那一份文化责任和担当。总之，《娱乐至死》带给我们的，更多地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与警醒。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译者：周铁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5、26页。



[3]林晖：《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第 33 页



王哲（1989.6—），男，汉族，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项目名称：

情景模式下的地方高校环境设计专业《室内设计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 项目编号：JG2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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