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其人其事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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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其人其事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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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内蒙古教育·基础教育综合版》2008年第01期

晏阳初：(1890—1900年)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四川巴中人。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18年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192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1926年至1936年在河北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实验”。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并任院长。1943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1950移居美国。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 晏先生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倡“义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在中国长沙、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地推进平民教育。其在渝所创之乡村建设学院，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晏先生世界驰名，被誉为“最具有革命贡献的十大伟人”。主要论著：《平民教育概论》(1928年)、《农村运动的使命》(1935年)、《十年来的中国》(1937年)等。晏阳初博士1990年岁初在纽约寓所辞世。新闻媒介谥之为“蜚声中外的平民教育家”。博士以演说雄辩和组织事功擅长，是实践型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平未尝着意著书立说。国内出版界1989年相继推出《晏阳初文集》、《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既慰前贤，又益后人，功德无量。唯不知博士生前已及见到否?1890年—1990年，博士的生命长河，汩汩淙淙，浪花水沫，流走几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风尘。寿终正寝，尽其天年，自是人生一幸。由是而念及他留居大陆的最小的儿子晏福民却英年早逝，于十年动乱中含恨以终，便漾起几分怅惘。今日摩挲遗编，审视晏先生已然凝固了的生命长流，更有目迷五色、思绪难理之感。即如”蜚声中外”，而今域内国人对晏先生盛名恐已鲜有知者；“平民教育家”，更难解何所云而然。至于四十年代初季，晏先生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动画艺术大师狄斯尼(米老鼠唐老鸭艺术形象创造者)等人杰一起，同被美洲学界推选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听来更如出自爪哇国的海外奇谈。且无道其宏言谠论若“第五自由”者矣。“第五自由”论，起自二次大战后期。其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对之作了补充。他说：“我们不只能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晏阳初传》）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这就是晏先生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的精义所在吧。

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思想家：从一次大战在欧洲战场十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历经二十年代初倡导全国识字运动，发展而为“乡村建设”的定县试验及四川、湖南试验等过程，晏阳初的确是躬行践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的。仅以“务把文盲除尽”而论，也许今日之我辈愈益感到这份历史遗产的沉重艰辛。就此而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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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先生为先知先觉和先行者，也不应为过吧。且听他在1927年发出的沉痛呼声：“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晏阳初文集》），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斯人去矣！回首当年，我所及见的晏阳初先生正主持乡村建设学院及“平教会”巴县实验。功业成就，声誉日隆。虽未改其谦冲平易、坦诚热情本色，但已颇具“平民”而“圣者”气象，俨然一代宗主了。其盛筵难再，历经战乱烽火，“乡迷”绿洲，于神州鼎沸之际，总有一种其曲将终、其人将散之感。定县试验十年，是晏氏“平教”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参加这项实验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会”的领袖人物，几乎清一色具有负笈海外的学历，当时遂有“博士下乡”美谈。晏阳初组织和带头的这次“博士下乡”也许是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真正自觉自愿的“上山下乡、扎根农村”运动吧。1926年开始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和试验。最能道出晏阳初及其同仁孜孜不懈其志之丰神的，则是毛泽东1983年在延安一语中的之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褚述初：《毛泽东先生会见记》，见《晏阳初文集》附录)二十年代初晏阳初倡导扫除义盲的识字运动，长沙城沸沸扬扬，有一百多位义务教员参与其事，与晏氏同龄的毛泽东即在其中。四十年前，我曾有幸忝列晏先生门墙桃李之荫，就读于其创办的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师生集会必按“平教会”传统行礼如仪：全体起立，唱《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歌词系晏先生夫人执笔，自选《苏武牧羊》曲调谱成。众人高歌，激越昂扬，苍凉悲壮；浸润其中，的确能感受到几分宗教情感。其词日：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晏先生偕同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毅然离开北京，举家迁居定县，安家落户，一住八年。“平教会”总部也随之搬到定县。随之举家迁居定县的知名学者、教授，先后达数十人。值得特书一笔者是孙伏园先生到定县担任中国第一家《农民报》主笔。1953年鼎盛时期，“平教会”工作人员达五百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了。小小定县，一时人才荟萃，谈笑鸿儒，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段别具异彩的风流佳话。晏阳初晚年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充满感情：“我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我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漏雨的房子。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见《乡建校史研究会通讯》第六期，10页)这样的变化，当然会“触及”洋博士们的“灵魂”。对此，晏阳初十分清醒。他当时就指出：“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传》)。而且他指出：“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晏阳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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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多抄几句，除欲一显晏阳初雄辩风格外，也实在是觉得五十多年前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然而卢沟桥一卢炮响，定县实验遂风流云散，“平教会”，也不得不南下潇湘，西去巴蜀，到重庆郊区歇马场高坑岩大瀑布旁另起新居，晏阳初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的平教理论基石和针对四大问题提出的“义艺(义化)、生计(生产)、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自然也难逃黄杨厄闰。对于历史的选择，晏阳初在其晚年，以智者之勇，仁者之风，有此明快了当的悟道之言：“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乡村的面目，还得有现在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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