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改革后半程年轻人需挑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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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改革后半程年轻人需挑重担

作者：暂无

来源：《农家科技·城乡统筹》 2018年第10期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已走过40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试图通过对生命周期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一批人的访谈，窥见改革开放对国家、社会及个体的影响。

周晓虹教授生于19 57年，19 78年改革开放他时值21岁，此前他怀揣革命理想正在南京江宁农村插队，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改天换地”。1977年秋，全国恢复高考，以文科见长，但又怕考入师范，于是“试图学习鲁迅、郭沫若等大文豪迂回救国”，1978年春入南京医学院，后又因十分偶然的机会转入社会学领域，至今仍活跃在学术及时代的前沿。用周教授的话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我们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受益者和拥护者，甚至改革开放的话语体系都是这一代人建构起来的，选择我们作为访谈对象，来了解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十分有意义的。”

回顾这40年，周晓虹觉得“基本实现了20岁的理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正因缺少前辈，我们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社会学领域）。近些年，周晓虹关注“文化反

哺”“中产阶级”“知青与77级人”“中国体验”等，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路风雨密切相关。对于改革开放的未来，周晓虹对青年人寄予厚望：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命运和抉择，现在看来，这一百年的前半程是很不错的，后半程就看年轻人了。”

转折：从怀揣革命理想到怀疑“革命”的意义

问：关于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访谈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我们这次选择生命周期几乎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中国40人来进行访谈，想看看国家发展大潮中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之间的关系，而您是被访第一人。

答：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来访问一批和时代步伐共振的人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40年的回忆要比50年更加醇厚。经历了改革开放全程、对改革开放和开放前的中国都有所了解的一批人中，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如今我们这批人，还没脱离或刚刚脱离工作岗位，对40年的脉络把握非常准，还没有和这个时代相脱离，刚好在人生的高点，这个访谈恰逢其时。

问：个人能参与到时代的宏大叙事之中，是一种幸事。

答：我曾在课堂上和同学们说，什么是幸福？从物质和机会的享有上，你们都比我们更加幸福。但我对幸福的诠释是“一种主观的状态”。我们这代人有着改革开放前的体验和体会，对幸福的理解就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生活原本不是现在这样，是经历了像邓小平这样的伟人的决策才变成这样，当时有一大批人前赴后继（虽然不是冒着枪炮），以追求国家强盛、文化思想解放。

恢复高考时，我还在南京江宁农村插队，除了兴奋没有其他的想法。社会学家周雪光和侯立仁进行的抽样研究中发现，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平均插队时间为6年。而77级考上大学比率最高的是在农村有1-5年插队经历的人，我是有两年半的插队经历，其次是6-10年的人，最后是应届毕业生。这个数据有些奇怪，按道理来说应届毕业生应该是考大学中的比例最高，事实上不然。有着1-5年下乡经验的知青考上大学比例最高，我想正是有下乡的体验，他们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但下乡6年之后，体力、知识又跟不上了。

总之，只有经历了改革开放及之前的人，才更能体会改革开放的意义，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比现在上大学的孩子们更幸福。




问：您在下乡两年半后参加高考是什么样的情形？

答：当时我年轻，心高气傲。每天那么大的体力劳动，依旧一大早起来读古诗，然后上工，晚上在煤油灯下扎着袖口（蚊子多）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和各种哲学书，读不懂也读。那时我是相当左倾的，对革命理想深信不疑。我对那个时代推行的极左思想发生怀疑是在插队生活中，高考之前就开始觉醒，只有十八九岁，算是觉醒很早的一个。

（来源：紫金传媒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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