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中华文明的五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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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中华文明的五大贡献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公元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曲阜市）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之一，举世公认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孔子生活在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礼乐文明，到了孔子时代，开始礼坏乐崩，面临着革故鼎新的大变化。“革故”，要继承优秀传统；“鼎新”，要顺应时代前进的方向。孔子是那个时代的礼乐大师，他大胆宣称“斯文在兹”，以“斯文”自任，通过著书立说和整理文化典籍，继往开来，全面总结了以往的礼乐文明，向新时代提供了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的经典文本。以往人们在谈论孔子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往往语焉不详，未做具体论述。笔者认为，孔子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五大贡献。 一、文学上的贡献。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三千余篇，孔子删除其重复的，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文本。孔子删定《诗经》，最初的本意只是为他的“言语”科和“文学”科教学提供一部教材，实际上却同时向中国文学史提供了第一部作品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时代。孔子还对《诗经》的主旨、作用和若干篇章作了重要解说。《论语》中就有很多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等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更是最近发现的孔子诗论文献。孔子对《诗经》的解说，分编诗之义和说诗之义两大部分，涉及到文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层面，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理念，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孔子整理的《诗经》和孔子的诗论，就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源头活水”。

二、史学上的贡献。孔子是我国第一部史书《春秋》的作者。《春秋》是鲁国编年史，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年）共２４２年的鲁国历史。孔子修《春秋》，是有感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而作。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说《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为《春秋》发凡起例，确立了许多书写历史的原则和凡例，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春秋笔法”，即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一字之褒，如同华衮之荣；一字之贬，无异斧钺之诛”。《春秋》一书仅仅１６０００余字，却记载了２４２年的历史，可谓文约义丰。后世解释《春秋》的著作有数种，传世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孔子以前，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有史官的设置，负责记录国史，并且形成了秉笔直书、善恶必录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又进一步赋予了史学以“资治”的目的，通过把历史的原始记录改写成历史著作，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才是中国史学之父。 三、哲学上的贡献。《易》是大道之源，也是中国哲学之源。《汉书·艺文志》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在《易》之早期发展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易传》的基本特点是，绕开卜筮，阐发易理。《易》原是卜筮之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孔子的注意。《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１９７２年出土的帛书《易传》亦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晚年如此好《易》，弟子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说：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史巫好《易》，是信其筮占；孔子好《易》，是“观其德义”。孔子以其非凡的慧觉注意到《易》的“德义”层面，发现了蕴含于《易》之中的丰富哲理，于是作《易传》十篇（又称


“十翼”）予以系统的阐发。可以说，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转向哲学，从而引发了易学**的第一人。《易传》中所运用和阐述的一些基本范畴、命题、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如天道、太极、阴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是中国哲学的宝贵财富。古时易老并称，《易传》与《老子》确实是中国哲学的“双璧”，是两篇不朽的哲学文献。

四、教育上的贡献。孔子时代，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但已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孔子顺应这一趋势，及时打出“有教无类”的旗帜，以私人身份招徒讲学，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先后培养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最值得称道的是，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如：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教育对象则“有教无类”；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教学方法采用“循循然善诱人”的启发式，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倡导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被奉为圭臬，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在今天看来，多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契合，闪烁着科学的光芒。

五、政治上的贡献。孔子有过从政的经历，在鲁国“由大司寇行摄相事”的三个月内，曾取得了“国中大治”的政绩。但是，比较而言，孔子的从政实践远不如他的政治思想更为出色和更有影响。孔子的政治思想，从“仁者爱人”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仁政德治，始终将社会的公正、秩序、诚信和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孔子认为，为政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提倡选贤与能，贤能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主张为政以德，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德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法治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认为，德治优于法治。德治是以民为本的政治。德治要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反对苛政虐民，主张厚施薄敛，“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造福于人民。孔子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也是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政治理想，一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一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这是孔子为中国人设定的两个理想社会的目标。孔子的政治思想，自汉代以降，一直被奉为治国平天下的指南，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文明的主导思想。

一个人能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一项贡献，即足传不朽，孔子一人做出了五大贡献，可谓无与伦比。大哉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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