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人格修养上的儒道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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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人格修养上的儒道互补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深受儒道思想影响，可以说，他们既是儒道思想

的传播者, 也是儒道思想的承载者。由于他们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身份、地位比较特殊, 往往处在社会矛盾和人生矛盾的风口浪尖, 因而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和心理结构在这一阶层体现得最为明显。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深层人格中两个互补的侧面。这主要体现在协调仕与隐、积极入世与清静无为的关系而形成的人生流程。

儒家激励人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不但要面对人生社会的一切问题和矛盾，同时还要有高尚的追求，有远大的志向。而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中，这种人生的志向必须和仕途结合起来，才能够施展抱负，驰骋理想。因此他们的人生之路，必然以入世求仕为出路，把入世求仕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和目标，个人的追求、家族的期待，社会的需要，在这一点上达到统一。这也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和士人的人生道路，必然是选择追求所谓“仕途经济，怀抱儒家”的政治信念，通过求仕的途径，为官做宦，才能施展“济苍生”、“安社稷”、“经邦济世”的宏愿，也才能得到个人的功名富贵。

但这也只不过是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理想而已，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是难得一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逼迫促使他们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使自己安身立命。当他们经历仕途坎坷和人生风波之后，道家回归自然的思想就会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成为这些官场失意、仕途沧桑的文人士大夫心灵的慰藉地。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可以避开世俗的纷扰，追寻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对于那些“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而一生困顿失意的人来说，他们只能选择精神上的超越，来安慰自己失意的心灵，知足常乐与安贫乐道，清静无为与崇尚自然，成为他们的人生准则和对生命意义的体验。

为了平抑自己那颗躁动不安的功名之心，也只好对“方斋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生活感到自满自足，视功名权贵如粪土，以精神上的超越来证实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一生行迹或在林间，或在田园，或在深山，或在江湖，在安谧恬静的环境中体味和找寻生命意识的流动。一些官场的士大夫，在经历了仕途挫折、宦海风波，亲身感受到官场人心的险恶倾轧之后，认识到自己处在一种矛盾交织的张力场中，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感到困惑和动摇，人生价值的意义和官场行为的无意义构成内心的激烈冲突：一方面，为了生存和理想，他们并不放弃入世的信念，尊奉儒学，专心政务，在表面和行动上仍然是积极作为，尽职尽责；一方面，他们在内心中又十分渴望一种和谐与宁静，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在儒家的追逐功利和道家的致虚守静的意念之间徘徊，既对用世求仕不甘放弃，又时时向往归田隐居的快乐，这就使得用世与出世，仕与隐的矛盾成为困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使得他们经常处在儒道的纠葛之中。比如辞去彭泽令之前的陶渊明，他不断在出仕与归隐之间摇摆，心情一直很矛盾，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一部分士人的双重心态。许多文人士大夫早年习儒，游好在六经，当中经过时隐时仕的矛盾之后, 最后“绝仕”而走向退隐。

出世与隐逸不仅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不满现实的一种选择，而且也是他们鄙视权贵和庸俗功名利禄观念的表现。这种超脱不是心灵的寂灭, 而是对社会秩序所


带来的束缚的一种疏解，是心灵的奔放和自由。由入仕到出世, 从积极追求到自由隐逸的人生态度变化，折射出的正是儒道互补的人生观，一种中国式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和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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