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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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萧乾《枣核》的人都知道，文章主人翁是位美籍华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国籍并不等于就改变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因为境地不同，大概没有这样的体会。但是，对于这位海外华人依恋故土的情感，却没有不认同的。确实，一个民族的民族凝聚力，首先就表现在情感方面。但民族凝聚力又不完全为情感所包容，如果把民族凝聚力做个定义，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观念形态（感情、理想、价值观），它蕴藏在每一个民族成员之中，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合力，包括了民族整体（通过执政党、中央政府等民族领导核心）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和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民族凝聚力是这三种力的有机统一，其中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处于主导地位，它经常制约和影响着民族向心力和民族亲和力的状况。”

从上述关于民族凝聚力的定义可以看出，民族凝聚力还包含了民族成员和民族整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与代表着民族整体的国家联系着的，因此，国家的执掌者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有着直接的重要关系。仅从这点来看，除了民族凝聚力以外，与国家的执掌者相关，不能排除民族离心力也有产生的可能。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恰恰从两个方面都验证了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离心力产生的条件。所谓的民族离心力，与民族凝聚力正好相反，它表现出了对民族的情感淡漠，而与这种淡薄相关的是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缺少吸引力，及由此造成的民族成员失去了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

一般地说，民族凝聚力的产生有两个特别显著的时间条件：第一，当一个民族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而面临着灭亡的危险时刻，它容易产生内部的凝聚力量，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发生过的民族自我保护的必然反应；第二，当一个民族正处于上升而走上振兴道路的时候，民族整体与民族成员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一致，在它的内部，离心力将被向心力所取代，而产生出巨大的凝聚力。

以抗日战争为例，在它发生之前，中国显然并没有形成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可少的民族凝聚力。这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的凝聚力也由于国家统治者的对外软弱而开始涣散。尤其是在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之下，中国实际处于分裂的状态，更影响了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却没有得到改变。国家执掌者走马灯一样地变换，服务于不同的帝国主义主子，中国的分裂更加严重了。到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的分裂状态不仅依然存在着，而且愈演愈烈，连年不断的内战，使中国出现了一幅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民族的离心力代替了向心力而成为社会的主导。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内战已经到了连年不绝的地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早已决定的国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分裂状态，又是日本敢于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条件。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虽然东北已经易帜服从南京中央政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战争和国民党内部各地方派别的武装纷争却没有停止。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了中国的分裂，实施了首先霸占中国东北的阴谋，而这一阴谋，也由于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得逞，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这时，日本已经暴露了独自霸占中国的野心，但南京政府却仍然把全副精力放在了剿共战争和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方面。日本利用中国的这种分裂，不仅轻易地占领了东北，还很快地把势力渗透到华北，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条件。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执政者不能把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而把执政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产生民族凝聚力，结果只能是丧失抵御外侮的能力，“攘外”也无从说起。

其实，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中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分裂的消极因素，这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也是十分不利的。在战争的初期，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人士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但是，却仍然有一些人为了保存集团利益而消极抗战，韩复榘的不战而退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而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又与他和蒋介石的离心离德有着重大关系。苏联的卫国战争很少听说过有谁背叛了祖国，而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却暴露了大批汉奸，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但是，抗日战争毕竟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发生的，正如前面说过的，当一个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使这个民族的成员也面临着生死抉择的时候，它的凝聚力就会产生了。具体地说，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出来的民族凝聚力，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识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形成的，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不再重复，而与民族凝聚力相关，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民族情感的认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首要条件。一般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以西安事变为开端的。对于蒋介石来说，在事变发生之前，他仍然固守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他看来，共产党的军队已经被围困在西北一隅，剿共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因而他不接受张学良等人的意见，执意继续“剿共”；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剿共”方针，同意了张学良和共产党提出的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面上看，事变的发生与结局都有偶然因素，但深入分析，事变的发生与结局又有着很大的必然性。第一，虽然蒋介石在事变之前没有放弃“剿共”方针，但由于日本的步步侵略已经显示出来的民族危机，使得他的“剿共”不可能出现他所希望的结果，相反，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么基于民族情感的舆论将会对他在中国的统治形成巨大冲击。第二，蒋介石本人也意识到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已经给中国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在事变发生之前，他领导的南京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抗日的准备，并且开始与共产党有了秘密接触。有人说，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仅从他在抗日问题的最后抉择方面来看，这个说法是比较客观的。民族情感发生了作用。

其次，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广大民族成员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1935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共产党又明确提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应加入这个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主张，这些


主张既包括抗日的纲领，也包括改革政治的纲领，因此得到了全国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而执掌着中国政权的南京政府，也由此一改以往的面目，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并为了抗日而进行了比较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产生了。

再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亲和力。应当承认，抗日战争的发生，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固有的矛盾。但是，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特别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切社会矛盾都在服从抗战的前提下得到了缓解和淡化。于是，在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景象：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在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人之间，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民族的亲和力产生了。

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中华民族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们经常地把抗日战争看作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是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已经开始了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通过抗日战争才彻底地完成了。同时，抗日战争还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不仅第一次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尊严，而且跻身到大国行列，在国际事务中有了独立的发言权。从这点来看，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因而它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作为历史的经验，我们仍然可以说，民族凝聚力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中国已经不再直接面对民族生存的巨大威胁，并且它正以重新崛起的面目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中国人民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挽救民族生存，而是使民族振兴，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永不枯竭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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