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思想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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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思想概要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半个世纪以来重要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专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从梁启超所持新史学观念入手，就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使用的史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特点，对全书的思想进行简要概括，并最终推导出近代史学家应如何做研究及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何如等重要结论。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新史学；研究方法 正文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称“饮冰室主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在列强的侵略和统治的腐化下，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随之而来的是思想上的改变和突破。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观念逐渐兴起，其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阐述，帮助近代史学突破了固有的“二病四弊”，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的治史观念，为新史学指明了方向，关于本书的具体思想、研究特点及历史影响，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单叙述： 一、梁启超的治史思想

《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以说是梁启超抒发自身和社会期待的文字寄托。梁启超在本书中曾经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中国的史学有着高度的民族自信，中国的历史资源是广泛而丰富的，但是就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来看，历史教育常为无价值之劳动奔波，因此，为了睹历史遗产之丰厚，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梁启超提出了一套新的治史思想。

从新史学观念角度来看，其治史思想主要在于一个“新”字：在史之意义上，梁启超主要针对史的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规划，他提出了史的范围应是活动之相，对史学的社会延续和总成绩进行了总体概括，明确了史的意义在于让过去的时代再现于今日；在史之改造上，他提出了“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的观念，坚持史学为人类所造、应以史为目的而非手段，应使用有说明、有推论的方式正确评估史料，塑造有组织、有体系的历史著述；在史料和史迹的研究上，他坚持用合理的方法采集和鉴别史料，在了解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并引入了因果规律的观念，符合其作为进化论的革命论者的思想。 梁启超的治史思想给近代史学的发展带了了全新的启示，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进步指明了全新的方向，也防止了“强史就我”观念的形成，以上治史思想实际上是与其历史研究方法相呼应的，有关其研究方法，我将在下文进行简要介绍。 二、梁启超史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特点在本书中的具体体现 （一）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中，历史比较研究法主要体现在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和古今历史比较研究这两点上。

其一，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历来都是各国史学家关注的焦点，本书关于此方面的对比介绍比较分散，由于双方具体国情、权力结构和史学程度等不同，国内的历史观念和国外的历史观念差异较大。通过中外历史比较研究，我们对于民族统一和国家关系层面能有更好的理解，


通过中国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在比较中吸收各国的研究优点，进而探索出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

其二，本书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对旧史学界进行了归纳性的介绍，由此，“古今历史观念对比”这一观点在全书范围内也就有所渗透。梁启超在书中曾叙述道：“吾最喜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概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因此，无论是史的范围、还是史料的搜集、史迹的发掘，梁启超都进行了对比：在史的范围上，旧史学范围“以人类智识之记录”，今之史学“分科精密，以收缩为扩充”；在史料的搜集上，旧史学有“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贤言论行事以外不认为史”的观念，今之史学提出了“史家知此可贵分类搜查。”的想法；在史学观念上，旧史学是封建专制政治文化为中心形成的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今之史学则是政治学术相对自由情况下形成的。诸如此类的古今比较研究还有很多，在研究对比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史学也就有了更好的理解。

总之，历史比较研究是一个在对比中不断突破的过程，不同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同，过去需要的历史也和今天需要的不同，通过这种排列式的比较研究方法，中国史学实现了从旧到新的飞跃，在与国外史学的对比和与旧史学的扬弃中，实现了史学研究的新突破，也促成了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形成。 （二）科学史观及实证的方法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梁启超始终坚持科学的历史观，他在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他坚持认为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再现，要用联系的、非孤立的、非静止的观点研究历史。通过这种观念，我们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因一项史迹之发见，引无数史迹之发见。”除此之外，梁启超在本书中介绍的关于因果关系的看也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绝对的因果律，不可绝对适用于历史，却又不可不谈因果。”在关于历史和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界定分类上，梁启超提出了“互缘性”、“文化因”、“文化种”等观点，因缘生果，果复生因，综上所述，无论是总体性还是因果规律，都充满了科学色彩。

科学史观在研究方面主要体现为实证方法，“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在史学研究上，梁启超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强调史实的客观性，这种方法在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中有所表现：在史料的研究过程中，主要有归纳法和实证法两种。对于史料的搜集，归纳法的应用比较多，“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亦时代之状况可以活跃表现。”归纳是搜集的基础，通过对不同史料的进行归纳，才能“求史之真态，以无史迹为史迹。”对于史迹的鉴别，在运用归纳法的同时使用了实证法，其原因在于史料的真假对史学研究的质量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学者推算和学者研究，运用考证法和反证法，对历史上具有矛盾和争议的史料进行考证，在考订史料真实性的同时致力于揭示史实的真相，对于伪书和伪事等方面的鉴别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进行何种研究，都要以求真和实事求是为研究的典范，要用科学的方法驭史料，坚持科学史观和实证方法，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史迹为其细胞，于同中观异，于异中观同，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实现学术思想和学术批评的最大化。

三、由本书衍生出的有关史学家和史学发展的社会期待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最切要者也。”旧时有“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等思想，史官和史学家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记录者和研究者。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进程，国家始终处于封闭专制的统治下，史官和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封建统治者而服务的工具，史官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为宣扬功德而作史书，依据统治者喜好而进行著书的事件屡见不鲜，史学家的著述也常常限制于贵族性，著作的对象多是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因此，在传统史学研究方面，史官和史学家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这种史学政治论也产生了许多弊端：据此衍生出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等各种文体，多以


贵官领其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它在给中国史学的发展进步创造条件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同时也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局限性，因此，依据社会期待重新规划史学家的行为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应具备史家的四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这四点是具体针对史学家的思想及行为而提出来的规范，由于史学家的性质随着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文章所提及的具体事例及要求，在史家四长的基础上对史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要对明确史家的地位和作用，史学家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以观察社会的改良进步、社会影响、活动趋向和人物事业动机为目标的一类群体，对于近代史学家来讲，应跳出传统史学的研究思想，正如“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作史亦不可盲从，史学家要对始终史学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才能与社会的进化相适应；其次，史学家应该具备一定的觉悟，对于史料要多留意，要用科学的研究法研究学问，提升侦察能力，应善其成而运读到之史以批判之，要养成鉴别的能力，正如梁启超所说：“社会进化说变于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中国史学家正是需要这种批判创新的精神，应洞悉社会的真理，敢于为社会构建真知。最后，史学家要提高文章的运用程度，用炯眼观察因果关系，先知人后论事，史家之职责，是要在复杂的个性中发掘实体的共性，深察社会心理的重要性的同时捕捉史迹的价值和国民的意识实体所在。

综合本书的思想内容可见，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一个从政治史转向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过程，因此，我们要用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系统化理论化的体系去研究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研究观念，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史学要在转型过程中寻找新的突破，我们要坚定对于史学发展的信心，更好的发挥历史研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让历史学在时代的变化中能够与时俱进，始终与求真的史学宗旨相适应，用积极的心态去进行史学研究，共建文化共业。 参考文献：

[1]张学丽 《浅析梁启超的治史思想——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例》 [2]王先明 《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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